269_碧云騢-宋-梅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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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帖子，真是勾起了我不少思绪。楼主贴出《碧云騢》这个题目，虽然内容看起来像是自动生成的链接和代码，但“梅尧臣”三个字，足以让熟悉宋代文史的人心头一凛。这部作品，在宋代笔记小说中，可谓是个异数，也是个争议焦点。既然楼主把话题引向了这里，我便借这个由头，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摊开来聊聊，权当抛砖引玉。

首先得说，《碧云騢》这书名就透着股怪劲儿。“騢”字读作xiá，本意是毛色赤白相间的马。古人给书取名，多有深意，比如《酉阳杂俎》取自梁元帝赋中“访酉阳之逸典”，《梦溪笔谈》源于作者沈括的居所。而“碧云騢”这个意象，据宋人王得臣在《麈史》中的解释，是取“碧云”喻君子，“騢”喻小人，合起来就是君子被小人玷污之意。这书名一出来，就等于亮明了立场——这书是冲着骂人去的。据《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此书题名“碧云騢”，是因为“天闲之马，神骏而杂以凡马，犹君子而杂以小人”，作者借此隐喻朝中贤良之士被奸佞之辈所遮蔽。单是这层意思，就让人对书中的内容有了期待。

那么，这书到底写了些什么？《碧云騢》是一部笔记小说，主要记载宋代朝野轶事，尤其以揭露官场黑暗、讽刺权贵丑态为主。书中最有名的段落，莫过于对范仲淹、吕夷简、富弼、韩琦等名臣的描写。比如写范仲淹，说他“性刚愎，好毁誉”，又说他“尝为《岳阳楼记》，其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其行事，实有未逮者”。这简直是直接打脸了。要知道，范仲淹在宋代士大夫心中，几乎是个完人，庆历新政的领袖，先忧后乐的典范，可这本书偏偏要揭他的短。再比如写吕夷简，说他“阴险多诈，专权误国”，写富弼“外宽内忌，善结党援”。这些描述，与正史中的评价大相径庭，让人读来不免咋舌。

但这里有个最大的疑点：作者是谁？传统上，这本书被归在梅尧臣名下。梅尧臣是北宋著名诗人，与欧阳修交好，以“平淡”诗风著称，被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他为人耿直，一生仕途坎坷，晚年才得了个小官。按理说，这样的人写出一部讽刺时政的笔记，倒也不奇怪。然而，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这本书并非梅尧臣所作。南宋的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明确说：“《碧云騢》一书，世传为梅尧臣作，然观其文辞，不类圣俞（梅尧臣字圣俞）。”叶梦得是藏书大家，见识广博，他的话很有分量。更关键的是，梅尧臣的儿子梅灏，在父亲去世后，曾公开声明《碧云騢》是伪作，说有人假托父亲之名，写了这本谤书。梅灏还特意请求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作证，欧阳修虽然没明确表态，但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欧阳修私下对朋友说：“圣俞安得有此？必是仇家所为。”这样一来，作者问题就成了无头公案。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本书大概率不是梅尧臣写的。理由有三：其一，梅尧臣的诗文风格，以含蓄平淡见长，而《碧云騢》的笔调却尖刻露骨，动不动就人身攻击，这与梅尧臣的文人修养不符。比如书中骂吕夷简“如狗彘”，这种粗鄙的骂法，梅尧臣在他的诗文集《宛陵集》中从未出现过。其二，梅尧臣生前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交好，而《碧云騢》中连范仲淹都骂，这等于把朋友全得罪了。梅尧臣虽然性情刚直，但并非不通世故，他犯不着写这样一本书来毁掉自己的社交圈。其三，从文献流传来看，北宋书目如《崇文总目》并未收录此书，直到南宋才突然出现，而且版本混乱，这本身就增加了作伪的嫌疑。

不过，不管作者是谁，《碧云騢》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一部典型的宋代“谤书”，与《湘山野录》《涑水记闻》等笔记不同，后两者虽然也记录官场秘闻，但多少还讲点分寸，而《碧云騢》完全就是冲着攻击去的。这种写作风格，其实有很深的渊源。从汉代的《说苑》《新序》，到魏晋的《世说新语》，再到唐代的《隋唐嘉话》，笔记小说一直有记录人物言行、臧否人物的传统。但像《碧云騢》这样，把矛头直指当朝名臣，而且用词如此刻薄，在宋代以前是很少见的。究其原因，恐怕与宋代士大夫政治生态的变化有关。宋代实行文官政治，科举取士，士大夫之间党争激烈，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再到元祐更化，党派倾轧从未停止。在这种氛围下，一些人为了打击政敌，就开始写匿名书、谤书，在民间流传，试图影响舆论。《碧云騢》就是这种政治斗争的产物。

说到这，我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话用在《碧云騢》上，再合适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存疑，就否定它的史料价值；也不能因为它内容偏激，就一棍子打死。事实上，这本书里记载的很多细节，与正史可以互相印证。比如书中提到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期间，急于求成，对反对派打压过甚，这个评价，在《宋史·范仲淹传》中也有类似表述，只是正史说得委婉些。再比如书中说吕夷简“专权”，这在《宋史·吕夷简传》中也有记载，说他“任事日久，权宠甚盛”。可见，《碧云騢》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它只是把一些事实夸大了，或者从负面角度来解读。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本书在宋代被禁过。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高宗绍兴年间，朝廷曾下令查禁《碧云騢》等“谤讪之书”。这说明，这本书在当时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让朝廷感到了威胁。禁书这种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凡是统治者害怕的言论，都会被封杀。但禁书往往适得其反，越禁流传越广。《碧云騢》就是这样，被禁之后，反而成了“地下读物”，在南宋时期被多次抄录、翻刻，甚至出现了多个版本。这种“禁而更盛”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深思。

从文学角度看，《碧云騢》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它不像正统史书那样板着面孔，而是用口语化的叙述，夹杂着夸张的比喻和辛辣的讽刺。比如写某位官员贪污，说“其贪如饕餮，其狠如豺狼”，这种写法，虽然失之于粗疏，但胜在生动形象，让人一看就忘不掉。这与宋代话本小说的风格有些相近，说明作者可能是个熟悉民间文学的人。另外，书中还引用了一些当时的歌谣和谚语，比如“要做官，先拜权”，“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的，这些材料对研究宋代社会风俗很有价值。

说到这，我想起《孟子》里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碧云騢》这样的书，尤其需要这种态度。我们不能因为它写得生动，就全盘接受它的观点；也不能因为它有争议，就彻底否定。正确的做法是，把它当成一面镜子，照出宋代政治的另一面。正史是官方写的，难免有粉饰；笔记是私人写的，难免有偏见。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才能拼凑出历史的真相。比如，关于范仲淹的评价，正史说他“为政忠厚，所至有恩”，《碧云騢》却说他“刻薄寡恩”。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可信？我觉得，可能都有道理。范仲淹是个复杂的人，他既有“先忧后乐”的一面，也有雷厉风行、不近人情的一面。庆历新政期间，他裁撤冗官，整顿吏治，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自然会说他刻薄。而老百姓受益于新政，自然会说他忠厚。所以，评价历史人物，不能非黑即白，要看到多面性。

再延伸一下，这种“谤书”传统，在历史上其实一直没有断过。明清时期，类似的书籍更多，比如《酌中志》《三朝野记》等，都是揭露宫廷内幕、攻击政敌的作品。到了近代，随着报刊的兴起，这种传统又演变成了“黑幕小说”“内幕新闻”。可以说，人类对“秘密”的好奇心，是永恒的。而《碧云騢》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满足了这种好奇心。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政治斗争依然残酷，人性依然复杂。

最后，我想回到楼主贴出的这个帖子本身。虽然内容看起来像是机器生成的，但“碧云騢”这三个字，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宋代文化世界的门。我建议楼主和各位同好，如果有兴趣，可以找《碧云騢》的原文来读一读，网上有电子版，也不难找。读的时候，不妨带着几个问题：这书到底是谁写的？作者为什么要写？书中的记载有多少可信度？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另外，也可以对比着读一读《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看看官方记载与私人笔记之间的差异。这种对比阅读，能让我们对历史有更深的理解。

我啰嗦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像《碧云騢》这样的书，虽然只是“小道”，但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蕴，却一点都不“小”。它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虽然不完整，但反射出的光影，依然能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希望这个帖子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大家一起探讨，把这块“碧云騢”研究得更透彻些。毕竟，读史不仅是为了知道过去，更是为了理解现在，预见未来。

诸位道友，在下涵虚子，潜水良久，见诸位论及《碧云騢》与梅尧臣之公案，心痒难耐，特浮出水面，与诸位切磋一二。玄珠子兄所言极是，此书之怪，首在书名，次在作者，更在内容。然我细读诸君之论，总觉得其中尚有可深挖之处，尤其是作者归属与文献价值之辨，并非“梅尧臣作”或“伪托”那么简单。今日便不揣浅陋，从三个维度，试作一番剖解。

**一、作者之疑：梅尧臣“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玄珠子兄引叶梦得《避暑录话》与梅灏之辩，确为学界主流。但我要追问一句：叶梦得与梅灏所言，是否绝对可靠？梅灏作为梅尧臣之子，为父辩诬，情有可原，但其中亦可能夹杂维护家声、洗刷“谤书”污名的动机。至于叶梦得，他虽博学，却非梅尧臣之亲故，其判断“文辞不类圣俞”，更多是风格印象，而非铁证。

梅尧臣一生郁郁不得志，其诗“穷而后工”，却常有愤世嫉俗之音。欧阳修为其诗集作序，赞其“穷者之诗”，但亦点出梅诗“多怨刺”。试看梅尧臣《书窜》一诗，直斥权贵“贵臣持国柄，阴拱畜奸谋”，其笔锋之犀利，与《碧云騢》中“阴险多诈，专权误国”之语，何其相似！若说梅尧臣无此胆识与笔力，恐是低估了诗人的“不平之气”。

更有趣的是，梅尧臣在《碧云騢》中对范仲淹的刻画，并非一味贬斥。书中写范仲淹“性刚愎，好毁誉”，却也提及他“居官清正，未尝私谒”。这种“褒贬参半”的写法，恰恰符合一位身处官场旋涡、对同僚有复杂观感的局内人视角。若真是后世伪托，为何不将范仲淹彻底妖魔化，反而留有余地？这或许正是梅尧臣作为庆历新政边缘人物，对范仲淹既敬其志、又憾其行的真实写照。

再考梅尧臣生平。庆历新政期间，他虽未居高位，却与欧阳修、范仲淹等交游甚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富弼等被贬，梅尧臣却未受牵连，反渐得小官。这种“置身事外”的处境，让他既能冷眼观察朝局，又不必顾忌政治打击。若他真有隐衷，借笔记小说“曲笔”记录亲历之事，以“碧云騢”喻“君子杂小人”，岂非极佳之掩护？叶梦得所谓“文辞不类”，或许正是梅尧臣刻意转换风格，以避人耳目。

**二、文献价值：一部被低估的“庆历野史”**

玄珠子兄所述《碧云騢》内容，多聚焦于其对范、吕等人的负面描写。但若仅视其为“谤书”，则忽视了此书独特的文献价值。我观此书，实为一部“庆历新政”的民间口述史，其价值不在正史之下。

正史如《宋史·范仲淹传》，多颂扬其“先忧后乐”，对庆历新政的失败，往往归咎于“朋党”与“守旧派”。但《碧云騢》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新政的失败，或许也源于范仲淹本人“性刚愎”的个性缺陷。书中记范仲淹与吕夷简争斗时，“尝面斥吕夷简，语侵及上（宋仁宗）”，这种细节，在官修史书中绝难见到。若属实，则范仲淹之被贬，除政治斗争外，亦有“失礼于君”之嫌。这种“补史之阙”的价值，不容小觑。

更值得玩味的是书中对富弼的刻画。正史中富弼以“宽厚长者”著称，但《碧云騢》却说他“外宽内忌，善结党援”。若结合富弼后来在“濮议之争”中与欧阳修的激烈冲突，此书或许揭示了富弼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再如对韩琦的描写，书中指其“好名而寡实”，这与韩琦在“庆历新政”后期态度摇摆、左右逢源的史实，似有呼应。这些细节，虽不免夸张，却为后世读者提供了理解历史人物的“另一把钥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宋仁宗赵祯的描写。仁宗在正史中被称为“仁宗盛治”之主，但《碧云騢》却记其“性多疑，好佞臣”，甚至写他在朝堂之上“屡为小人所惑”。这种对“圣君”的质疑，在宋代笔记中极为罕见。若真是伪托，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指皇帝失德？或许只有梅尧臣这种“穷而后工”的诗人，才有此胆识与愤懑。

**三、真伪之辨：从“作者之争”到“文本生成”**

我同意玄珠子兄所言，作者归属是《碧云騢》的核心争议。但我想提出另一种思路：或许这本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一个“文本生成”的过程。

从宋代以来，笔记小说多有“互见”现象。比如《涑水记闻》中收录的某些轶事，也见于《邵氏闻见录》。若《碧云騢》中某些段落，与梅尧臣其他作品风格迥异，却与某些“佚名”笔记相似，则可能说明：此书是后人将梅尧臣的零散笔记、口述记录，与坊间流传的“谤书”混杂而成。梅灏所谓“伪作”，或许只是否认这些“混合文本”出自其父之手，而非否定梅尧臣曾写过类似内容。

再考梅尧臣的创作习惯。他一生作诗近三千首，却极少涉足笔记小说。若他真想写一部“谤书”，为何不延续其擅长的“诗刺”传统，反而改用“笔记”体裁？这或许暗示：《碧云騢》的文本，可能并非梅尧臣主动创作，而是其友人（如欧阳修、韩琦等）在其身后，根据其日常谈话、书信中流露的“愤世”之言，整理成书。这种“整理成书”的过程，在宋代并不罕见，如《欧阳文忠公集》中的某些“杂记”，即由后人辑录。若此说成立，则《碧云騢》虽非梅尧臣“手写”，却可视为其“口述”或“遗稿”，其文献价值与作者身份，便不能简单以“伪作”论之。

**余论：文献的真伪与历史的“复调”**

诸位道友，我们争论《碧云騢》的作者与价值，本质上是在讨论：历史记载中，谁有权利定义“真相”？正史以“褒贬”为绳，笔记以“猎奇”为趣，而《碧云騢》这样的“谤书”，则提供了第三种声音——它或许粗鄙、偏激、不可尽信，却让我们看到，在“先忧后乐”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有“性刚愎”的范仲淹，在“仁宗盛治”的光环之下，还有“好佞臣”的宋仁宗。

梅尧臣若泉下有知，看到后人因他一部“疑似之作”争论千年，或许会苦笑曰：“吾本无心谤朝，实乃有心录史。”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声部，而是多重声音的交响。《碧云騢》的真伪，或许永远无法定论，但正是这种“悬疑”，让我们得以窥见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另一面——那是一个充满矛盾、犹疑、甚至阴暗的世界，但也是真实、有血有肉的世界。

最后，谨引《宋史·梅尧臣传》中一句作结：“尧臣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若《碧云騢》真为其所作，则其文辞之“不类”，或许正是梅尧臣有意为之的“古淡”变体——就像一位诗人，偶尔写写“白话笔记”，何尝不是另一种“深远”？历史之趣，正在于此。

涵虚子 拜上接续前文，我们不妨从《碧云騢》的文体性质与作者意图切入，探讨其在中国古代笔记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梅尧臣以诗名世，却以笔记体涉足史评，这在宋代文人中颇具代表性。宋代笔记如欧阳修《归田录》、司马光《涑水记闻》，多以补史之阙、记朝野见闻为旨，而《碧云騢》却更显锋芒毕露，带有明确的褒贬倾向。这种“以文代史”的写法，实则源于《春秋》笔法之余绪——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后世文人常自比于史官，借笔记行褒贬之权。梅尧臣在《碧云騢》中直斥王拱辰、文彦博等朝臣，甚至对宋仁宗亦微露讥讽，这种“直笔”精神，与唐代刘知几《史通》所倡“不掩恶、不虚美”的史家原则一脉相承，却又因笔记的私人性质，更显率性。

然而，这种率性也引发了后世对作者身份的争议。南宋王铚在《默记》中力证《碧云騢》非梅尧臣所作，而系魏泰托名。这一争议本身，折射出宋代政治文化中“匿名攻讦”的复杂生态。王铚引据《邵氏闻见录》称，魏泰曾以“碧云騢”为喻，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宵小之辈，但此说在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被反驳，胡氏认为文体风格与梅尧臣的《宛陵集》相合，且书中记载的庆历新政细节非亲历者不能道。我私以为，这种争议恰恰彰显了笔记文学的“双重性”：它既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又暗含集体记忆的沉淀。若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视角审之，《碧云騢》被归入“小说家类”，但其中对范仲淹、韩琦等名臣的描摹，却可与《宋史》本传相互印证。例如书中记范仲淹在庆历年间“锐意革弊，然疏于防奸”，虽语带批评，却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仲淹更张无渐”的史评暗合。这提醒我们，对《碧云騢》的解读，不宜简单判为“谤书”，而应视作一种“另类史笔”——它跳脱了正史的体例约束，以细节见真章，以情绪透本质。

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碧云騢》的叙事手法颇具开创性。其名取自《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原诗喻贤者隐逸，而梅尧臣反用其意，以“碧云”喻浮云蔽日，“騢”为杂色马，暗指朝中良莠不齐。这种象征手法，在宋代笔记中颇为罕见，更接近晚唐皮日休《皮子文薮》的讽喻传统。书中如记吕夷简“如老狐凭城，善伺人意”，以动物喻人，语言辛辣，已开后世《世说新语》式人物品评的先河。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言：“小说者，史之支流也。”《碧云騢》正可视为这种“支流”的典型——它虽非正史，却以生动的笔触补足了庙堂之外的“人情史”。若将它与同时期欧阳修的《归田录》对读，可见文人风骨之异：欧阳修以平实淡雅记录趣闻，梅尧臣则以激切笔锋直指时弊，二者共同构成了宋代士大夫“讽谏”与“自持”的双重面向。

然而，我们亦需警惕过度解读的危险。宋人朱弁在《曲洧旧闻》中批评《碧云騢》“多失实，盖挟私怨而作”，此说虽未必全然公允，却点出了笔记文体的局限——个体记忆难免受情感左右。比如书中对文彦博的抨击，可能源于梅尧臣在科场失意时与文氏家族的旧怨。这种“私史”与“公论”的张力，恰如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论：“宋人笔记，往往以爱憎为是非。”我们今日重读《碧云騢》，当既见其文献之珍贵，亦识其情感之偏激。或许，这正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每一部文本都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时代的复杂光谱。若以更开阔的视野看，《碧云騢》的争议史本身，就是一部宋代至明清的学术思想史——从王铚的考辨，到胡应麟的辩驳，再到《四库》馆臣的归类，每一次解读都烙刻着所属时代的学术立场。这不禁令人追问：当我们试图还原“真实”的梅尧臣时，是否也在无意中构建着当代的理解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