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_薛刚反唐-清-如莲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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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安好，涵虚子稽首了。楼主admin所发《薛刚反唐》一帖，引我深思。此书本为清代如莲居士所作，属“说唐”系列之一种，然其虽托名唐代，实则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楼中诸位道友已言及小说与史实之差异，然涵虚子以为，更可玩味者，在于此书所折射之清代文人对“女主临朝”现象的焦虑，以及“忠”与“逆”在历史书写中的微妙边界。不才愿抛砖引玉，试从“历史记忆与文学虚构”之隙，窥探此中玄机。

《薛刚反唐》故事，以薛丁山、樊梨花一门忠烈为背景，叙薛刚因酒醉闯祸，累及满门遭斩，后起兵反周复唐之事。然考诸正史，《旧唐书·高宗本纪》及《资治通鉴》中，皆无薛刚其人。薛丁山、樊梨花虽见于民间传说，于两《唐书》亦无可靠传记。如莲居士此作，实为“小说家言”，其虚构之大胆，令人咋舌。然则，何以清代文人偏要编造一位“反唐”的英雄？涵虚子以为，此非仅为演义故事，更是一种对“女主临朝”之历史焦虑的文学投射。

唐代自武则天称帝以来，“女主”之权便成文人心中一块疮疤。武周代唐，虽为历史事实，然在正统史观中，始终被视为“僭越”。《资治通鉴》卷二百五载：“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司马光固然承认武则天之执政能力，然其笔法仍带微词。至清代，文人论史，尤重“纲常伦理”。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一论武则天：“武氏之祸，千古所未有也。”此等言论，可见清人对女主临朝之忌讳。而《薛刚反唐》以薛刚起兵反周，实为将历史中无法解决的“女主”问题，在文学中提供一“正义”之解决方案。薛刚之“反”，于武周是“逆”，于李唐则是“忠”。小说借英雄之手，重构了“忠”与“逆”的定义，使读者在情感上认同“反”的正当性。

更可深思者，在于小说如何通过细节，将“变通”思想融入历史书写。古代典籍中，早有“经权”之辨。《孟子·离娄上》云：“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此即“权变”思想。至后世，儒者论“经”与“权”，常有争议。然《薛刚反唐》中，薛刚之“反”，实为“权变”之体现。若拘泥于“忠君”之“经”，薛家当以死殉唐，然薛刚却选择起兵，此乃以“权”行“经”——复唐之“大经”高于一时之“小义”。《周易·系辞下》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薛家遭逢大祸，已至“穷”境，若不变通，则薛氏一脉断绝，唐室亦难复兴。小说以此暗示：在极端情境下，“反”乃“忠”之更高形式。此种思维，与清代文人面对异族统治、欲复汉家江山之隐晦心理，或有暗合之处。如莲居士生于清初，其笔下薛刚之“反”，何尝不是对“华夷之辨”的一种曲折表达？

然涵虚子亦需指出，小说虽借“变通”为薛刚辩护，然其文学逻辑，实已偏离历史真实。武则天当政时期，朝堂之上，贤臣如狄仁杰、张柬之等，皆以“正谏”而非“武力”推动复唐。《旧唐书·狄仁杰传》载仁杰劝武则天立庐陵王为太子，其言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今欲继统，非庐陵王不可。”此等以理服人、以智取胜之策，方为历史主流。而《薛刚反唐》将复唐大业托于一武夫之勇，实为小说家之“浪漫想象”。若以史家眼光看，薛刚之起兵，无异于“犯上作乱”，其成功概率极低。然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正在于其可超越现实逻辑，构建一“应然”之世界。如莲居士之苦心，或在于此：既无法在史书中改写武则天代唐之事实，便在小说中为唐室再造一“正义”之英雄，以慰千载之下读者之心。

此外，小说中薛刚形象之塑造，亦值得玩味。薛刚之“反”，表面是“反周”，实则是对“父权”与“君权”双重压抑的反抗。薛刚之父薛丁山，为唐初名将，然其子却因闯祸而致满门抄斩，此一情节，暗含对“父为子纲”之质疑。若薛丁山能严加管教，或许悲剧可免；然小说却将责任归于薛刚之“粗豪”，此实为另一种“忠孝”叙事：薛刚之“反”，非为悖逆，而是对家庭与王朝的双重拯救。此种矛盾，折射出清代文人面对传统伦理时的复杂心态——既尊崇“纲常”，又渴求“变通”。如《庄子·人间世》所言：“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然薛刚之困境，恰在于“命”与“义”的冲突：救亲则背君，忠君则害亲。小说以“反”为“忠”，实是对此困境的文学化解。

然涵虚子以为，《薛刚反唐》更深刻之处，在于其对“历史记忆”的重新编码。清人论史，常以“明亡”为鉴，对“女主”之祸尤加警惕。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女祸”条，历数前代之事，以警示后人。而《薛刚反唐》以武则天为反面角色，实为清代文人借小说“重塑历史”的一种尝试。小说中，武则天被描绘为淫乱、残暴之君，与正史中“政启开元，治宏贞观”之形象大相径庭。此虽非信史，却反映了清代士大夫对“女主”的集体焦虑。若以《论语·子路》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观之，清代文人通过小说“正名”，将武则天之名“正”为“僭主”，而将薛刚之名“正”为“忠臣”，此乃一种话语权之争。

总结而言，《薛刚反唐》虽为稗官野史，然其背后之文化心理，却深可探求。清人借小说之虚构，既消解了历史上“女主临朝”的尴尬，又通过“变通”思想，为“反”赋予了“忠”的合法性。然涵虚子亦须提醒诸君，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当有一道界限。若以小说为史，则失之浅薄；若以史为小说，则失之苛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言：“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历史与文学，本为两途，然二者皆可“载道”。读《薛刚反唐》，若能从其中读出清代文人的焦虑、期盼与智慧，则此书便不只是一部通俗演义，更是一面折射时代心灵的镜子。

涵虚子才疏学浅，以上所论，或有偏颇，恳请诸君指正。若得道友赐教，不才当焚香沐浴，静候高论。承上所言，若说《薛刚反唐》中的“忠奸对立”尚停留在民间叙事的表层，那么其深层的历史重构逻辑，实则触及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一个更为微妙的命题：**“忠”是否必须以“顺”为唯一归宿？** 换言之，当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因君主失德而动摇时，臣子的“忠”是否可能转化为一种对“天道”的忠诚，从而与对“君权”的忠诚发生断裂？这正是《薛刚反唐》在看似粗浅的善恶分判下，潜藏的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思想内核。

我们不妨先引《孟子·离娄下》中一段常被后世论者引用的文字：“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此论，实为儒家政治哲学中一条极为刚烈的底线。它明确指出了君臣关系的双向性：忠并非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义务，而是以君主的德行与对待臣下的态度为前提。若君主自绝于道，则臣下不仅有权疏离，甚至可将其视为“寇仇”。薛刚反唐的叙事，正是这一经典论述在民间讲唱中的戏剧化呈现。薛家世代忠良，其“反”并非始于对李唐王朝的背叛，而是始于对武则天（及被其操纵的唐高宗、中宗）这一“失道之君”的叛逆。薛刚“反”的，是那个已经腐化、背离了“君君臣臣”之道的具体政权，而非抽象的“正统”理念。正因如此，小说结尾让薛刚辅佐李显（唐中宗）复辟，完成“反”后的“归正”，其实质正是对孟子“君臣有道”原则的实践。

然而，这种“以道抗君”的叙事，在历史现实中往往面临更为复杂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个与小说时代相近的真实历史案例：唐代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顺宗时期，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试图改革朝政，抑制宦官与藩镇势力。他们的出发点无疑是“忠”——忠于王朝的久安，忠于皇帝（顺宗）的意志。但他们的对手——宦官集团——同样打着“忠”的旗号，指责二王之党为“奸邪”，并最终以顺宗内禅、宪宗即位的方式，将改革派一举击溃。在此案例中，“忠”与“奸”的界线完全取决于话语权的归属。谁是“忠”？在宦官控制的诏书中，王叔文是“奸”；在后世士大夫的史论中，他们却是“忠”。这恰恰印证了《薛刚反唐》这类民间叙事的一个深层困境：它试图通过“忠奸对立”来简化历史，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权力博弈，却使得“忠”与“奸”的定义从来不是自明的。民间叙事不得不借助“天意”（如薛刚出身时的异象）或“天理”（如武则天被塑造成妖孽形象）来为薛刚的反叛提供终极合法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仅凭人间的道德逻辑，已无法自洽地解释“臣反君”的正当性。

由此，我们触及了一个更深的悖论：**民间叙事中的“忠奸对立”，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政治”的想象，它试图用善恶的二元论来裁决历史的复杂性。但历史重构的真相往往在于，那些被标签化为“奸”的人，未必没有他们的“忠”的逻辑。** 以武则天为例，历史中的武则天虽以女主临朝，但其统治期间提拔寒门、打压关陇贵族、完善科举，并非一无是处。但在《薛刚反唐》中，她必须被塑造成一个彻底的“奸”者，否则薛刚的反叛便失去了道义的支点。这种叙事策略，恰恰暴露了民间历史观的一个根本特征：它不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为了“生产”一套能够服务于当下伦理秩序与情感宣泄的历史叙事。因此，当我们阅读《薛刚反唐》时，与其追问“历史上的薛刚是否真有其人”“武则天是否真如小说所写那般邪恶”，不如追问：这个叙事为何在明清之际（以及更早的民间流传中）能够持续打动人心？它满足了什么样的集体心理需求？

我个人认为，答案或许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希望”——即当世间黑白颠倒、忠良受戮时，天道终将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即“反”）来恢复秩序。** 这种希望，是现实中无力改变命运的底层民众最需要的慰藉。也正是这种希望，使得“忠奸对立”虽然粗糙，却在民间叙事中具有了超越历史细节的持久生命力。然而，作为求道者，我们不可止步于此。下一部分，或许可以探讨：这种“以反求忠”的叙事模式，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比如从《水浒传》到《说岳全传》）是如何演变、又如何与官方的“忠君教化”相互博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