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_正统道藏太清部-孙子遗说-宋-郑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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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勾起了我不少思考。说实话，我关注《孙子遗说》这部书也有些年头了，郑友贤这个名字在宋代兵学研究者里绝对是个异类。楼主把这篇帖子发在“正统道藏太清部”的板块里，其实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孙子遗说》被收入《道藏》这件事，折射出的远不止是兵书与道藏的关系，更牵涉到宋代学术思想交融的深层脉络。

先说说郑友贤这个人。他生活在北宋中后期，那是个文化极度繁荣但也充满危机的时代。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边患却日益严重。就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兵学，试图从经典中寻找应对现实困境的智慧。郑友贤的《孙子遗说》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诞生的。不同于张预、梅尧臣、王皙这些更偏重军事实务的注家，郑友贤的解读带着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他往往能从孙武的一句论断中引申出对人性、对天道的思考，这恐怕也是它能被收入《道藏》的重要原因。

《道藏》作为道教典籍的总集，收录兵书其实并不奇怪。道教从来不是纯粹的出世宗教，它一直有“治国安邦”的入世面向。从汉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开始，道教就与军事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葛洪在《抱朴子》外篇里就大谈用兵之道，陶弘景更是精通兵法与阴阳术数。到了宋代，道教与兵学的融合更加深入，像《太白阴经》这样的兵书就被收入《道藏》，因为它讨论的不仅是战术，更涉及天时、地利、人心这些更宏大的命题。郑友贤的《孙子遗说》能进入太清部，说明当时的道士和学者认为这部书的思想体系与道教的核心教义有契合之处。

那么具体契合在哪里呢？我粗粗梳理了一下，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玩味。第一是对“势”的解读。郑友贤在《孙子遗说》里反复强调“造势”的重要性，他认为孙子所说的“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这句话，核心不是放弃人的作用，而是强调要顺应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势”在道家经典里就是“道”的体现，《道德经》讲“道法自然”，《庄子》讲“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都是在说人要顺应天道运行的节奏。郑友贤把这种思想引入兵学，认为最高明的将领不是靠蛮力取胜，而是能“因势利导”，这其实与道教“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一脉相承。

第二是对“虚实”的探讨。孙子讲“避实击虚”，郑友贤却把这个概念从战术层面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有虚实两面，军事行动只是这种哲学原则的具体应用。这让我想起《周易》里“阴阳不测之谓神”，以及《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郑友贤的解读实际上是把兵家的实用智慧与道家的辩证思维结合起来了。他提醒读者，所谓的“虚”并非绝对的虚无，而是“实”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所谓的“实”也并非不可动摇，它随时可能转化为“虚”。这种动态平衡的观念，与道教内丹学中“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转化思想何其相似。

第三是对“静”的推崇。郑友贤在《孙子遗说》中特别强调将领的心理修养，他认为孙子所说的“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中的“静”字，是统兵打仗的核心要义。这个“静”不是消极的静止，而是内心的一种高度专注和清明状态，类似于道教修炼中的“入静”或“坐忘”。只有心静才能洞察战场上的瞬息万变，才能不被情绪和表象所蒙蔽。这种思想明显受到了庄子“心斋”和“坐忘”理论的影响，也与后来道教内丹学强调的“定心”功夫相呼应。郑友贤甚至认为，一个将领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他能否守住内心的“静”，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进入了心性修炼的领域。

不过，我也注意到有些学者对《孙子遗说》被收入《道藏》持保留态度。比如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就批评郑友贤的解读“流于玄虚”，说他过于追求哲学思辨而脱离了实战。这种批评当然有道理，毕竟孙子本人写的是兵书，不是哲学著作。但我觉得，郑友贤的价值恰恰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单纯军事视角的解读维度。就像王阳明用“心即理”来解释《孙子兵法》一样，郑友贤用道家的宇宙观来重构孙武的思想，这本身就代表了宋代学术的一种特色——那就是打破门户之见，追求思想的融会贯通。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孙子遗说》被收入《道藏》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它让这部书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存下来。我们知道，很多宋代的兵书因为战乱和朝代更迭而散佚了，但《道藏》作为一部不断被整理和重刊的丛书，客观上为郑友贤的著作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传承载体。明代《正统道藏》的编纂者把《孙子遗说》收入太清部，虽然可能更多出于他们对道教与兵学关系的理解，但无意中也为后世研究宋代兵学思想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至于郑友贤本人的生平，史料记载非常有限。只知道他是北宋人，可能是个隐逸之士，或者是一位与道教界关系密切的学者。他的《孙子遗说》在宋代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明代才逐渐被重视。这让我想起《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郑友贤的著作在沉寂了几百年后被收入《道藏》，或许正是因为他那些超越时代的思考，终于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找到了共鸣。

我特别想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有些人认为《道藏》里的兵书都是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或者认为道教与兵学只是表面上的结合。其实从《孙子遗说》来看，这种融合是有深层次逻辑的。道教的终极关怀是“长生久视”，而兵学的核心是“存亡之道”，两者看似一静一动，实则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保全自身、实现价值。郑友贤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共通点，所以他笔下的孙子既是一个军事家，更是一个洞察天人的哲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研究《孙子遗说》，不能只把它当作一部兵学著作，也不能只当作一部道教文献。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兵家的实用理性与道家的超越精神。在当今这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种跨界的思考方式反而显得更加珍贵。郑友贤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固守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它需要我们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不断穿行、对话、融合。就像《周易》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只有打破门户之见，才能看到更完整的图景。

楼主的帖子让我重新翻出了《孙子遗说》的影印本，又对照着《道藏》太清部的其他文献读了一遍，确实又有新的收获。希望这个帖子能抛砖引玉，让更多同好来分享自己的见解。毕竟，像郑友贤这样被历史遗忘的学者，他们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发掘和品味。承上所述，郑友贤《孙子遗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军事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它揭示了兵法与道家哲学的内在关联。若从“道”的层面审视，这部著作实则是以《道德经》的“反者道之动”为纲，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一次哲学化的重构。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以柔克刚”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家渊源**  
郑友贤在注解中多次引《老子》“柔弱胜刚强”之说，以解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旨。例如，他评“上兵伐谋”时指出：“谋者，非诡诈之谓，乃顺道而行，使敌自溃。”这与《道德经》第六十八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一脉相承。历史上，汉初“白登之围”后，刘敬献“和亲之策”，表面示弱，实则以“柔”化匈奴刚锐之气，终得数十年边陲安宁。此正合郑友贤所言：“屈人之兵非必刀兵，道之所在，势自消矣。”  

**二、“虚实相生”与“无为之法”的辩证智慧**  
郑友贤对“避实击虚”的阐释尤为精妙。他引《庄子·养生主》“批大郤，导大窾”为喻，强调“虚”非空无，而是“待时之变”。这与道家“有无相生”思想暗合。唐代李靖用兵，常以“正合奇胜”破敌：霍邑之战中，他先以弱兵诱隋将宋老生出城，再以伏兵击其侧翼，正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活用。郑友贤评此战例时写道：“虚者非全无，乃藏机于内；实者非全有，乃露形于外。”此论直指道家“道隐无名”的精髓。  

**三、“将道”与“天道”的贯通：从“静以幽”到“致虚极”**  
《孙子兵法》言“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郑友贤将其与《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相勾连。他认为，统帅的“静”不仅是临阵的镇定，更是对“天道”的体认。北宋名将曹玮镇守渭州时，敌兵数万压境，他竟在城楼焚香抚琴，待敌疲怠后一举破之。郑友贤在《遗说》中评曰：“此非止术也，乃得道之静。静故能察万物之变，幽故能藏九地之机。”这种将个人修养与天道运行相统一的观点，实为对孙武“修道保法”思想的深化。  

**四、历史镜鉴：宋代“崇文抑武”背景下的兵法重构**  
值得玩味的是，郑友贤身处宋代“重文轻武”的语境，其注解刻意强调“道”对“术”的统摄。他批评当时“专以权谋论兵”的风气，认为“若仅知奇正相生，而不悟阴阳消长，终是器而非道”。这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精神相通——宋夏战争中，范仲淹不以强攻取胜，而筑城屯田、分化敌盟，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践。郑友贤在书末慨叹：“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惟体道者能全其生。”此语既是对《道德经》第三十一章的呼应，亦是对宋代过度依赖“权谋”的委婉批判。  

**余论：兵法与道家的永恒对话**  
郑友贤的《孙子遗说》之所以能超越时代，在于它揭示了兵法与道家思想的深层共振。从“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到“柔弱胜刚强”，从“无为之益”到“后发先至”，这些看似矛盾的命题在道家“反者道之动”的框架下获得了统一。后世学者如明代赵本学在《孙子书校解引类》中，亦沿此思路提出“兵道即天道”的论断。今日重读此篇，当知兵法之最高境界，不在诡诈之术，而在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与顺应——这或许正是郑友贤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