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_霍渭厓家训-明-霍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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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我真是感慨良多。霍渭厓家训，也就是霍韬的《家训》，在明代家训中其实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霍韬这个人，字渭厓，是明代正德年间的重臣，官至礼部尚书，以刚直敢言著称，他写的家训不像《颜氏家训》那样偏重修身养性，也不像《朱子家训》那样简略，而是非常具体、非常务实，甚至可以说有点“严苛”。但正是这种严苛，让我觉得他对家族后代的期望是真诚而深沉的。

我先说说我对霍韬这个人物的理解。霍韬在明代历史上是个争议人物，他反对过王阳明的心学，也跟张璁、桂萼这些“大礼议”人物有过激烈交锋，在朝堂上树敌不少。但有意思的是，他在家乡却是个极力提倡务实教育、反对空谈的人。他的家训里，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务实精神的体现。比如说，他特别强调子弟要学习“农桑之事”，认为读书人不应该脱离生产劳动。这一点，在明代中后期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风气里，其实是相当反主流的。当时很多士大夫家族，子弟一旦考中科举，就彻底脱离劳动，甚至以谈农事为耻。霍韬却在家训里明确说：“子弟须令知稼穑之艰难，不可使习于骄惰。”这种观念，放在今天看，依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我特意去找过霍韬家训的原文来读。里面有一条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凡子弟，八岁入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入大学，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套教育体系，其实是从《礼记·内则》里来的，但霍韬把它具体化了。他还在家训里规定了子弟每天几点起床、几点读书、几点劳作，甚至规定了衣服的样式和饮食的分量。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太死板了，但我想，霍韬之所以这么细致，是因为他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日益奢靡，很多世家子弟靠着祖上的功名，只知道吃喝玩乐，最后把家产败光。霍韬写这些家训的时候，大概心里是带着一种忧患意识的。

说到引经据典，我想到《周易》里的一句话：“君子以俭德辟难。”霍韬家训的核心，其实就是“俭”和“勤”两个字。他反对子弟穿华丽的衣服、吃精细的食物，认为这些都是败家的开始。他还特别强调家族要设立“义田”和“义学”，用来救济族中贫困的人，教育族中的子弟。这种做法，其实是从范仲淹的“义庄”制度学来的。范仲淹在苏州设立义庄的时候，定下了非常详细的规矩，霍韬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但霍韬比范仲淹更进一步的是，他把家族管理和国家治理联系起来。他在家训里说：“一家之治，犹一国也。家长者，君也；子弟者，臣民也。君正而国治，家长正则家齐。”这种“家国同构”的思想，在明代其实很普遍，但霍韬把它落实到了非常具体的操作层面。

我读霍韬家训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拿它跟其他家训做比较。比如《颜氏家训》里有很多关于读书、做人、处世的道理，但很少涉及具体的生产劳动。而《霍渭厓家训》里，却有大量关于如何种田、如何经营产业的内容。他甚至规定，子弟在农忙时节必须下地干活，不许偷懒。这让我想到《孟子》里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霍韬显然不认同这种截然对立的二分法，他认为士大夫子弟也应该懂得劳力，否则就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变成书呆子。这种教育理念，其实跟后来清代的颜元、李塨的“实学”思想有相通之处。颜元就曾经批评宋明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认为读书人应该学习实用的知识，比如农业、军事、水利等等。霍韬的家训，可以说就是这种“实学”思想的早期实践。

当然，霍韬的家训也不是没有局限性。比如他对女性的要求非常严格，规定妇女必须“主中馈，勤纺织，不预外事”。这种男女分工的观念，在明代是主流，但放在今天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另外，他对子弟的管教方式，有时候也显得过于严厉，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比如他规定，子弟如果犯了错，要“跪于祠堂前，自陈其过”，还要接受家法的惩罚。这种“以家法代国法”的做法，在明代虽然很常见，但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如果家长滥用权力，子弟就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家族，因为家法过于严苛，导致子弟产生逆反心理，反而走向了反面。

不过，瑕不掩瑜。霍韬家训里最让我欣赏的，是他对“读书”和“做人”关系的理解。他说：“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若读书而不明理，则书自书，人自人，何益之有？”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当作所有读书人的座右铭。现在很多人读书，只是为了考试、为了找工作、为了出人头地，却忘了读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明理”和“做人”。霍韬虽然是个明代人，但他的这个观点，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我还想补充一点，霍韬家训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非常重视“家谱”的编纂。他认为，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子弟只有了解家族的历史，才能知道祖先创业的艰难，从而珍惜现在的生活。他要求子弟每年都要修谱，把家族中发生的大事记录下来。这种做法，其实跟司马迁写《史记》的精神是一样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个家族如果没有历史，就像一个人没有记忆，很容易迷失方向。霍韬的远见，正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读霍韬家训，不能只把它当作一部古代的“家庭教育指南”，而应该把它放在明代中后期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那个时代，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社会流动加快，传统的社会秩序正在受到冲击。霍韬写这部家训，其实是在试图用一种严格的家族制度，来抵御外部世界的诱惑和侵蚀。他的努力，虽然未必完全成功，但他留下的这些文字，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明代社会和思想的独特窗口。

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希望能对大家理解霍韬家训有所帮助。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毕竟，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可以被反复解读，每次解读都能有新的收获。谨承前文所述，霍韬《家训》之精要，今从“知行合一”与“礼法相济”之维度，再作深入阐发。霍氏家训非徒悬空说理，而是将儒家经典之精神，化为日用常行之规条，此正合《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次第。其训诫子弟，首重实践，而非空谈义理，与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旨暗合。阳明先生尝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霍韬深谙此道，故于家训中详列农桑、祭祀、婚丧、课读诸事，使子弟于洒扫应对间，体悟圣贤之道。

考霍氏家训之核心，在于“礼”与“法”的辩证统一。礼者，儒家治家之本，《礼记·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霍韬深明此理，然其不拘泥于古礼之繁文缛节，而是因时制宜，化礼为俗。例如训中规定子弟晨起必谒祠堂，此非徒具形式，实为培养敬畏之心；又令子弟学习农事，亲历稼穑之苦，此乃践行《尚书》“先知稼穑之艰难”之训。更可贵者，霍氏以“法”辅“礼”，立家规如国法，违者必罚。此非严苛，实乃《周易》“家人有严君焉”之体现。史载霍韬为官刚正，曾弹劾权臣，其家训之严整，实为仕宦生涯之缩影。

从历史例证观之，霍氏家训之影响，可于明代岭南士族之兴衰中窥见。明中叶以降，广东地区商业勃兴，士大夫家族多面临“义利之辨”。霍韬独能坚守儒家本根，训诫子弟“不得营求田宅，不得放债取利”，此与《论语》“君子喻于义”一脉相承。其族中子弟霍与瑕、霍尚守等，皆以清正闻名，足见家训之实效。反观同时期其他世族，如严嵩之子严世蕃，虽才具优长，却因家法败坏而身死名裂。《颜氏家训》早有警醒：“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霍韬以自身为表率，罢官归乡后仍躬耕讲学，子弟耳濡目染，自然向善。

更值得深思者，是霍氏家训对“文”与“质”的平衡。明代科举盛行，士人竞逐辞章，霍韬却训诫子弟：“读书须求实学，勿徒记诵词章。”此与顾炎武后来批判“明人空疏”之论遥相呼应。其家塾课程，除四书五经外，兼习律令、算数、地理，甚至包括水利、兵法。这种务实学风，实开清初“经世致用”之先河。譬如《家训》中要求子弟学习“度田之法”，看似琐细，实则关乎国家赋税根本。霍韬曾以户部侍郎身份丈量田亩，其家训中融入实务，正是“学而优则仕”的实践智慧。

然而，霍氏家训亦非完美无缺。其强调“士农工商”四民之序，虽符合传统，却未能预见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之变局。又如对妇女约束过严，规定“妇人不得出中门”，此虽本于《内则》，但较之同时代李贽、归有光等开明之士，略显保守。然平心而论，任何家训皆有其时代局限，霍韬生于正德、嘉靖年间，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其家训之严，实为挽救世风之苦心。正如《朱子家训》所言：“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霍韬之训，正合此旨。

今人读霍氏家训，当取其精华。其重视实践、礼法兼用、学以致用诸理念，对当代家庭教育仍有启示。犹记《曾国藩家书》中“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之语，与霍韬“务实学”之精神相通。若能将传统家训之智慧，融入现代教育，使子弟既明事理，又通实务，则文化传承庶几可续。昔孔子删《诗》，存“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旨，家训之道，亦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