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_论语集释--程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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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让我忍不住想说几句。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确实是研究《论语》绕不开的一部巨著，但楼主只是简单贴了个链接和几个网址，没有展开具体讨论，那我就斗胆抛砖引玉，谈谈我对这部书以及《论语》研究的一些浅见。

先说说程树德这个人吧。他是清末民初的学者，生于1877年，卒于1944年，历经晚清、民国，亲眼目睹了传统社会的崩塌和新思潮的涌入。在那个时代，很多读书人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固守旧学，但程树德走的是第三条路——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传统经典。他编《论语集释》时，已经年过花甲，身体也不好，据说是在病榻上完成的。这种精神，让我想起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不是为了名利，纯粹是觉得历代注疏太杂乱，需要有人给后来的学者铺一条路。

《论语集释》这部书，我读下来的感受是“博”和“精”两个字。博在哪里？它收录了从汉代到清末六百多家注解，光是引用书目就有好几百种。你看它每一章，先是“考异”，把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列出来；然后是“音读”，讲字怎么读；接着是“集解”，收何晏《论语集解》等古注；再是“唐以前古注”，收皇侃《论语义疏》等；然后是“集注”，收朱熹《论语集注》；最后是“别解”，收各家不同意见。这个体例本身就体现了程树德的学术眼光——他不是要定于一尊，而是要把各种声音都摆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精在哪里呢？程树德不是简单罗列，他每一条都有按语，表明自己的判断。比如《学而》篇“学而时习之”这一章，历代解释“习”字，有的说是温习，有的说是演习，程树德引了《说文》“习，数飞也”，结合《礼记·月令》“鹰乃学习”，认为“习”本义是鸟儿反复试飞，引申为实践、练习。这个解释比单纯说“温习”要生动得多。孔子说的“学”，从来不是死读书，而是学以致用，就像鸟儿学飞，要在空中扑腾才能学会。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很多人读《论语》，喜欢直接看白话翻译，或者只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当然省事，但容易把孔子的话理解得很单薄。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朱熹解释“女子”就是女人，“小人”就是道德低下的人，结果被现代人骂了几十年。但你要是看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的历代注疏，会发现完全不同的解释。郑玄说“女子”指臣妾，“小人”指仆隶，是讲管理家奴的难处。还有人说“女子”指女儿，“小人”指小孩，是讲教育子女的难处。程树德自己也认为，孔子这句话是针对特定语境说的，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理解。你看，同一个句子，不同时代的注家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这本身就说明经典的意义是开放的，需要我们带着批判眼光去读。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程树德治学有一个可贵之处：他不迷信权威。朱熹的《论语集注》从元代开始就是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到明清两代更是被捧到天上去了。但程树德在《论语集释》里，经常指出朱熹的不足之处。比如《八佾》篇“子入太庙，每事问”，朱熹解释说是孔子虽然知道礼，但为了表示恭敬，还是故意问。程树德引了孔安国的注：“虽知之，当复问，慎之至也。”然后加按语说，孔子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真心实意地学习，太庙里的礼制很复杂，即使孔子也不可能全部掌握，问是谦虚的表现。这个解释比朱熹的“明知故问”要合理得多。

当然，程树德的局限也很明显。他生活的年代，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刚刚起步，考古发现还不丰富，所以他有些解释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比如他讲“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还是按照传统说法，认为杞国是夏朝后裔。但现代考古发现，杞国虽然是夏遗民，但地理和文献记载有出入。这不能苛求程树德，学术本来就是这样，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我建议读《论语》的朋友，不要只盯着程树德一家。可以配合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一起看。杨先生的译注简明扼要，适合入门；程树德的《集释》资料丰富，适合深入研究。两书对照，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杨伯峻直接翻译成“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德”。程树德的《集释》里，引用了《礼记·表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又引了《左传》里不少巧言令色误国的例子。读程树德，你能感受到这句话背后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另外，我想说说《论语》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现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说“孔子真相”“论语密码”，好像自己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其实真正的学术研究，就像程树德这样，是扎扎实实地爬梳文献，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不是保守，而是对历史负责。我们解读经典，首先要尊重文本，不能为了标新立异就胡乱解释。

我举个具体的例子。《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一段，很多人把“三十而立”解释成“三十岁能自立于社会”。但程树德引了皇侃的《义疏》，说“立”是指“立于礼”，即懂得礼法、能够按照礼的要求行事。又引了刘宝楠的《正义》，说“立”是“学立”，即学问已经打下坚实基础。三个解释放在一起，你就能体会到“立”字的丰富内涵。孔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他说的“立”是精神层面的成熟。

说到精神层面，我想起《论语》里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程树德在《集释》里引用了很多注家的解释，有的说“道”是真理，有的说“道”是仁义，有的说“道”是天道。程树德自己认为，“道”就是“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一个人如果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仁”，哪怕只活一天也值了。这个解释让我豁然开朗。我们读《论语》，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闻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最后，我想对楼主说几句。你发的这个帖子，虽然只是简单链接，但“论语集释--程树德”这个标题本身就很有分量。如果你真的对这部书感兴趣，不妨先从《学而》篇开始，一章一章地读。不用贪多，每天读一两章，结合程树德的集释，再对照其他注本，慢慢就能体会到古典学问的乐趣。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说”不是表面的快乐，而是深入理解之后的愉悦。希望你能在阅读中体会到这种愉悦。

至于我自己，读了这么多年《论语》，最大的感受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能引发我们持续的思考。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古代的智慧和今天的我们。通过这座桥，我们可以和孔子对话，和历代注家对话，也和自己的内心对话。这种对话，才是读《论语》的真正意义所在。谨承前论，今从“经学诠释之方法论”角度，再析程树德《论语集释》之学术价值。程氏此书，非仅训诂考据之集成，实乃汉宋兼采、古今会通之典范，于今日读《论》者，尤有方法论之启示。

《论语》自汉以来，注疏纷繁。何晏《集解》集汉魏诸家，皇侃《义疏》承六朝玄风，邢昺《正义》定唐代官学，至朱熹《集注》则开宋学新境。然程树德独辟蹊径，其《集释》以“集”为体，以“释”为用，非徒罗列众说，而能于异同间见义理之脉络。譬如释“学而时习之”章，程氏先引郑玄注“诵习以时”，次引皇侃疏“凡学者，所以正身也”，再引朱子注“学之为言效也”，终引清儒刘宝楠《正义》谓“学兼知行”。此非简单堆砌，实以历史眼光，示《论语》诠释之层累演进。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论经学：“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各有所长，不可偏废。”程氏之书，正合此旨。

更深一层，程树德之方法论，暗合《礼记·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之精神。其“广大”处，在于广收清儒考据成果。清儒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于文字音韵、名物制度，考订精审。程氏引用惠栋《九经古义》释“子罕言利”章，谓“罕”当读为“轩”，取“明言”之义；又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有教无类”之“类”，谓“种类”非“族类”，此皆以小学通经义。其“精微”处，在于能辨诸家之得失。如释“吾道一以贯之”章，程氏既录朱子“忠恕一贯”说，又引清儒焦循《论语补疏》谓“贯者，通也，一者，行也”，更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驳朱子“理一分殊”之论。程氏于此不置可否，然读者自可于比较中见其倾向——盖程氏虽重考据，亦不废义理，其于汉宋之间，取“实事求是”之立场，而非门户之争。

历史例证亦可佐证此方法论之价值。汉唐经学，以注疏为宗，然至宋代，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遂开疑经改经之风。程树德身处清末民初，目睹经学之变，乃以《集释》回应时代之问。其书成于1930年代，正值西学东渐、传统学术转型之际。程氏不取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之武断，亦不效章太炎《国学概论》之偏激，而是以“述而不作”之态度，为《论语》作一客观之总结。此正如《论语·述而》所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程氏之“述”，实为对传统经学方法之继承与升华。

此外，程树德于《集释》中常引《白虎通义》《五经异义》等汉代纬书，看似琐碎，实则暗含深意。汉代纬书虽多谶纬迷信，然亦保存古义。如释“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章，程氏引《春秋纬》谓“凤鸟，赤雀也”，又引《尚书中医》谓“河图，八卦也”。此非炫博，而是示《论语》与汉代经学之关联——盖《论语》在汉代本为“传”而非“经”，其诠释往往依托纬书。程氏此举，实为还原《论语》在汉代学术体系中之真实地位。

最后，试以个人浅见总结：程树德《论语集释》之最大贡献，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诠释的诠释”之范式。今日读者读《论》，往往受朱子《集注》影响，以为“学而时习”便是“效法先觉”，然程氏之书提醒我们：经典之义，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代而演进。正如《周易·系辞》所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读《论语》者，若仅执一家之言，便失其“活”之精神。程氏之书，恰如一面明镜，照见历代注家之得失，亦照见我们自身之偏见。此即其超越时代之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