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_易童子问-宋-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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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楼主admin分享欧阳永叔《易童子问》全文，实乃功德无量。方才细读诸楼层议论，见有道友言欧阳公“扫象数如秋风落叶”，亦有人谓其“以理统易开宋学新篇”，窃以为皆有所得，然未尽其深意。玄珠子不才，愿以河洛象数与邵子先天学为引，试论欧阳公之批判是否过激，兼述其“以理释易”对后世义理派之影响。

《易童子问》开篇即借童子之口发难：“圣人作易，其有忧患乎？”欧阳公以“系辞焉而明吉凶”作答，实则暗藏锋芒——他直指汉儒象数之学“曲为穿凿，以附会人事”。考其原文，欧阳公谓“河图不出，洛书不出，吾于圣人之言，何所取焉？”此语看似激进，实则有其深意。汉代孟喜、京房辈以卦气、纳甲、爻辰释易，至郑玄注《易纬》更将天文历数强行纳入卦爻，确如王弼《周易略例》所言“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然欧阳公将象数之学一概斥为“伪说”，是否失之偏颇？须知孔子赞《易》时已明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更详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数，岂可因后世附会而废古圣之旨？

且看邵雍《皇极经世》如何解此难题。邵子以“先天四图”立论，谓“数者何也？道之形也；象者何也？数之体也”。其论河图洛书，不取五行生克之说，而专以“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为纲，将卦象生成归于“加一倍法”之自然数理。譬如乾一兑二离三震四，非关神秘，实乃阴阳消长之必然次序。程颐虽为义理派大家，其《易传》解“大衍之数五十”时，亦不得不引邵子“数出于理”之说，可见象数本非必与义理相悖。欧阳公若得见邵子“先天学”，或许会修正其“河洛皆后人伪托”之论。

然欧阳公批判之深意，在于破“象数独尊”之蔽。观《易童子问》全篇，其核心论点有三：一曰“易者，天地之常理也”，二曰“圣人以理释吉凶”，三曰“卜筮非易之本”。此实承王弼“得意忘象”之遗风，而更近于张载“易即天道而归于人事”之旨。譬如解“亢龙有悔”，欧阳公谓：“亢者，过也；过则悔生，此自然之理也。”不引卦气或爻辰，直指人事进退之机，正合《文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精义。

然若以历史视角观之，欧阳公之批判实有“矫枉过正”之嫌。汉代象数易虽杂谶纬，然其推步日月星辰、考订节气物候，实开天文历算之先河。郑玄注《易》，虽多引《乾凿度》等纬书，然其于“七日来复”释以“阳气始萌”，于“潜龙勿用”关联“冬至蛰伏”，岂非暗合邵子“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之先天节气？若如欧阳公所言尽废象数，则《易》将沦为纯粹伦理说教，反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的宏大格局。

值得玩味的是，欧阳公虽批判象数，其《易童子问》本身却暗藏数理。解“大衍之数五十”时，他提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数五十，去其五者何也？”此问直指河洛数理之核心。又解“乾坤用九用六”，谓“阳数极于九，阴数极于六”，此说实与邵子“阳九阴六”不谋而合。可见欧阳公非不知数，而是恶其“以数代理”之弊。正如《系辞》所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象数本是明道之器，若执器为道，反失圣人立象尽意之初心。

后世程颐《易传》深得欧阳公之髓。程子解“易有太极”曰：“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此说直承欧阳公“理为易之本”的立场。然程颐亦不废象数，其释“见群龙无首”引“天德不可为首”为证，实暗合乾卦六阳之数。朱熹晚年虽折衷义理与象数，其《周易本义》仍首列河图洛书与邵子先天图，然其论“象数者，所以明理也”之语，正可视为对欧阳公与邵子之争的调和。

观今人论易，或斥象数为迷信，或奉数为至道，皆落一边。窃以为欧阳公之批判犹如药石，可疗汉儒穿凿之疾；然若以药为饭，则反伤元气。邵子先天学之精妙，在于以数明理而不滞于数，其《观物外篇》谓“数者何？理之形也”，正可解欧阳公之惑。譬如河图洛书，若视为“天地自然之数”的抽象符号，则其阴阳五行之序，实为自然规律的数学表达；若执为神物秘宝，则与谶纬何异？

最后引《易童子问》原文作结：“易者，圣人之言也。圣人之言，在理而已。”然“理”非悬空之物，必假象数而后显。正如《系辞》所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舍象数则理无所附，溺象数则理失其本。欧阳公之激进，实为拨乱反正之权法；邵子之精微，乃为探赜索隐之正途。今人学易，当效法朱子“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于欧阳公之义理与邵子之象数间，寻其会通之处，方不负圣贤立易之苦心。

玄珠子
甲辰年仲夏于观象斋善。承前所言，欧阳修以《易童子问》开疑经之风，其破而后立，实为宋代经学焕然一新之先声。然若仅止于此，则未窥全豹。今试从另一角度论之：欧阳修对《周易》的怀疑，非徒为解经之法，更暗合“与时偕行”的易理精神，其背后实有深沉的史学关怀与政治忧患。

《周易·系辞》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欧阳修之疑，正是“变”字当头。他身处北宋积弱之际，目睹庆历新政之波折，深知泥古不化之弊。其《易童子问》卷三中直言：“圣人之所以为圣，以其知权也。”此处“权”字，即通权达变之意。他批评汉唐注疏家“专守一家之说，而不知变通”，犹如《孟子·离娄上》所言“徒法不能以自行”。欧阳修借疑《易》之名，实欲打破当时经学界的僵化格局，为现实政治注入活力。

历史例证可追至唐代。孔颖达奉诏修《五经正义》，定《周易》以王弼注为本，天下士子奉为圭臬，竟至“非《正义》之言不敢道”。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认为此乃“以经为蔽”，与《礼记·经解》中“洁静精微，《易》教也”的本旨相悖。他举《周易·乾卦》爻辞“亢龙有悔”为例，指出汉儒解为“贵而无位，高而无民”，王弼则解为“上既过亢，下无应援”，看似精微，实则皆附会人事，离《易》之原意渐远。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反诘：“若卦辞爻辞果为文王、周公作，则其言当如日星之明，何待后儒曲为解说？”此问直指经学史上“层累造伪”之痼疾，其胆识不亚于王充《论衡》之《问孔》《刺孟》。

个人见解以为，欧阳修之疑，更见其“经世致用”的学者本心。他编修《新五代史》，大笔如椽，贬斥乱臣贼子；其《朋党论》激愤慷慨，直斥朝中党争。这种现实关怀，使他无法容忍《周易》被悬为高阁、沦为玄谈。他在《易或问》中明言：“《易》者，所以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换言之，解《易》若不能有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纵有千般妙解，亦不过“玩物丧志”而已。此与《尚书·洪范》所言“彝伦攸叙”之旨相通，皆强调经典须落实于日用伦常。

更堪玩味者，欧阳修虽疑《系辞》以下非孔子所作，却并不否定《周易》本身的哲学价值。他取《周易·谦卦》彖传“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之语，反复申说为臣之道当“卑以自牧”。其《易童子问》卷三论“谦”字云：“谦者，德之柄也。故六爻皆吉，而无凶悔。”此处看似回归传统，实则暗含对朝中骄横权贵的讥讽，与《诗经·小雅》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世之意同调。疑经而不废经，破伪而存真，此正是欧阳修高出后世疑古派之处。

综上，欧阳修之疑《易》，实为一场以经学为工具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启邵雍、程颐诸儒重开义理之门，更在于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学贵有疑”的典范。正如朱熹后来在《朱子语类》中所叹：“欧公《易童子问》最好，要人自理会。”此语可谓得其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