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_扪虱新话-宋-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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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方才细读楼主所发《扪虱新话》全文，又逐一拜读诸君高论，深感此帖虽以冷僻笔记为题，却暗合学术转关之枢机。愚以为，陈善此书之妙，正在“扪虱”二字——表面是闲散自嘲，实则暗藏对汉唐注疏体系的解构。今日且容玄珠子以管窥之见，试论这种“游戏笔墨”如何成为宋代心性之学的隐秘通道。

昔人读书，每以“扪虱”为不雅之典。《晋书·苻坚载记》载王猛“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本是名士放达之态。然陈善取此为题，恐非止效颦魏晋风流。观其自序云：“余闲居无俚，时取古人书读之，每有会意，辄随笔疏其下。积久成帙，命曰《扪虱新话》。”此“闲居无俚”四字，实有深意。宋代文人承晚唐五代之余绪，既不满汉儒章句之琐碎，又未敢直斥经学权威，遂借“闲话”之名，行批判之实。正如东坡评陶渊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陈善之书，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字字皆有所指。

试举一例以明之。书中论《论语》“曾子三省”章，陈善谓：“曾子三省，解者多以为日省其身。然‘为人谋而不忠乎’三句，实是曾子自述其学，非谓每日必三省也。”此说看似浅白，实则直刺汉唐注疏之弊。郑玄注《论语》，以“三”为实数，谓曾子每日三省；而陈善以“三”为虚指，谓曾子以三事自课。此中差异，正在汉儒重“数”与宋儒重“理”之分野。朱子《集注》虽未明引陈说，然其解“三省”章曰：“三者，其目也。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实已暗含陈善之意。可见笔记体之“闲话”，往往能突破经学藩篱，为理学开生面。

更堪玩味者，陈善论《孟子》“性善”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然尧舜之性，岂与众人异哉？盖性无二，人与尧舜同此性也。”此论直启陆九渊“心即理”之先声。象山尝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与陈善所言“性无二”若合符节。虽无直接证据表明陆九渊读过《扪虱新话》，然宋代学术之演进，恰如江河之汇流：汉唐注疏如堤坝，束水归槽；而笔记体之“闲散”，则如暗流涌动，终至冲决藩篱。陈善以“扪虱”自况，实有“大智若愚”之深意。

或谓笔记体多戏谑之语，不足与经学并论。然《扪虱新话》中论《诗经》处，尤见功力。其解《关雎》“寤寐求之”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此非男女之情，乃圣贤求道之切也。”此说将《诗经》从汉代“后妃之德”的教化框架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哲学意蕴。较之欧阳修《诗本义》的“据文求义”，陈善此解更显空灵。后世王阳明《传习录》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亦以心学解《诗》，其路径与陈善一脉相承。可见“闲话”中往往深藏机锋，看似随意，实则暗含对经学教条的釜底抽薪。

尤值一提者，陈善对《周易》的解读。其论《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云：“龙之所以潜者，非畏世也，待时也。然时未至而先动，则为躁；时至而不动，则为懦。此中分寸，非圣贤不能察。”此说将《易》学从象数派“飞龙在天”的吉凶判断中解放出来，引入了“时中”的哲学思考。程颐《易传》解此爻，侧重“君子藏器于身”；而陈善则强调“待时”的主动性，实启后来苏轼《东坡易传》“以人情说《易》”之先河。这种“以心解经”的倾向，正是宋代学术突破汉唐注疏的关键所在。

然陈善之书，终未能如朱子《集注》般成为显学，盖因笔记体本身之局限。其文散漫，议论零碎，缺乏系统性。但这恰恰反映了宋代学术转型期的特殊生态：正统经学如庙堂之钟鼎，庄严肃穆；笔记体则如草泽之瓦釜，虽不登大雅，却能发出最鲜活的声音。正如《扪虱新话》中论韩愈：“退之《原道》一篇，辟佛老甚力。然其《送文畅师序》，则又推尊浮屠。岂非文章家之常态耶？”此等议论，若在经义策论中必遭攻讦，然以笔记体出之，反显其通达。

纵观宋代学术，从庆历新政时“疑经”思潮的兴起，到南宋心学的鼎盛，笔记体实为关键载体。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皆以笔记体承载学术创新。而陈善《扪虱新话》的特殊处，在于其“游戏三昧”的写作态度——表面是“扪虱”之闲，实则是以“闲”破“执”，以“散”解“滞”。这种写作策略，暗合禅宗“不立文字”的智慧，又契合道家“得意忘言”的旨趣。

最后当言：今日重读《扪虱新话》，非仅为发思古之幽情，更在于理解中国学术的内在逻辑。汉唐注疏如蚕丝，层层包裹；宋代笔记如剪刀，剪开茧壳，让思想破茧而出。陈善以“扪虱”自嘲，实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这种“闲散”中的“深意”，恰如庄子所谓“无用之用”——看似无关经世，实则是思想史上最深刻的革命。

玄珠子浅见，聊博诸君一笑。若有不当，还望不吝赐教。承前所述，《扪虱新话》之价值，更在于其“显微阐幽”的独特视角。世人论宋学，多称其“义理精微”，然此书却另辟蹊径，以世俗闲谈之笔，写经世致用之思，恰如朱子所谓“理一分殊”，于寻常处见大道。

譬如书中论《论语》“君子坦荡荡”一章，引《礼记·大学》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谓坦荡非徒外表之从容，实乃心无挂碍之真境。此论看似浅近，实则暗合陆九渊“心即理”之旨，以日常心性之察，贯通理学之微妙。更难得者，其不讳言俗趣，如记某士人问“何以解忧”，答以“杜康”与“读书”，并引曹操《短歌行》为证，于诙谐中见理趣，正合《文心雕龙》“谐隐”篇所谓“通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之妙。

历史例证亦颇可玩味。书中记王安石变法时，有“市井小儿，亦能道其法之得失”，此言非徒讥讽，实暗藏深意。盖王荆公之新政，本欲富国强兵，然其推行过急，不察民情，反如《孟子》所言“揠苗助长”。此书以市井之语为镜，照见庙堂之失，正如太史公《史记》录“从民所欲”之语，皆以民间声音为史鉴。余以为，此即中国文化中“采风”传统之延续，虽非正史，其价值不亚于官修典章。

又有一例，书中记苏轼谪居黄州，与渔樵杂处，偶见小儿争饼，慨然曰：“吾平生所学，竟不如此童之自然。”此段看似戏谑，实则深含哲理。东坡先生之豁达，非仅天性使然，实乃历经宦海沉浮后，于《庄子》所谓“游心于淡”之境有所体悟。此书以此等琐事入文，恰如禅宗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将高深义理化为人间烟火，此正是宋人笔记之胜场。

更可注意者，书中论及史学，尝引《左传》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却别出新解，谓“祀与戎”之外，更当重“民心向背”。此论虽若平常，然考之北宋末季，金兵南下，汴京围城之际，百官束手，而百姓自发守城，正可印证。此书成于南宋初年，作者或亲见靖康之变，故于史论中暗藏殷鉴，正如《诗经》所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其用心之深，非徒为文而已。

综上观之，《扪虱新话》之妙，在于“举重若轻”。其以笔记之体，载思想之实；以闲话之形，寓经世之志。较之正统学案，虽若散漫，然正如《文赋》所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其片言只语中，往往藏着理解宋代思想变迁的钥匙。若以治学而论，此书非仅可补正史之阙，更可窥见宋代文人心灵中那份“闲中求理”的独特智慧，此即其不朽之所在。

诸位道友安好，玄珠子再拜。方才拜读楼主与诸君高论，尤其是楼主以“扪虱”二字为眼，抉发陈善此书与宋代心性之学的隐秘关联，可谓独具只眼。玄珠子不揣谫陋，愿就楼主未尽之处，再作申论，并就教于方家。

楼主谓陈善以“闲居无俚”之名行批判之实，此论甚确。然愚以为犹有可申者：陈善之“闲”，非仅避祸之策略，实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宋人笔记之兴，与当时“治心养气”之风尚有深切关联。程门高弟如杨时、罗从彦辈，皆重“静中体认”，而陈善以“闲居”为读书之境，以“随笔”为运思之方，其背后实暗合“从容中道”的修养工夫。试观《扪虱新话》卷三论“读书当观其气象”，谓“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此与程颐“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之说，实相表里。然程颐之“穷理”重在格物，陈善之“寻缝罅”则更近于一种文本的“细读”策略。这种从注疏体系向文本肌理的转向，正是宋代学术内在化的关键一步。

楼主又举陈善解《论语》“曾子三省”章，谓其以“三”为虚指，暗含汉宋分野。此例极精当。玄珠子愿补一例：《扪虱新话》解《论语》“学而时习之”，陈善谓“学”字当读为“效”，非“诵习”之谓。此说看似训诂小节，实则直指汉儒“章句之学”的要害。郑玄注“学”为“诵习”，将“学”限定为知识积累；而陈善释“学”为“效”，则将“学”提升为一种存在方式——效法圣贤，效法天地。此一字之差，正是从“知识论”向“工夫论”的转关。后来王阳明解“学而时习之”谓“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其思路虽更彻底，然基本方向实已由陈善等笔记作者开启。学术史上往往有此种现象：正统经学大厦将倾之际，最先透出消息的，恰是那些“不入流”的笔记闲谈。

至于楼主论陈善“性无二”之说与陆象山“心即理”的关联，玄珠子以为尚有可推敲处。陈善所谓“尧舜之性，岂与众人异哉”，其立论基础实为孟子的“性善”说，然其论证方式却与象山有别。象山“心即理”是直下承当，当下即是；而陈善则更多是从“类”的观念出发，谓“圣人与我同类”。这种差异看似细微，实则关涉宋代心学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条是程颢“识仁”的直觉体认，一条是张载“民胞物与”的类推逻辑。陈善近于后者，而象山则近于前者。楼主谓“若合符节”，恐稍嫌急切。当然，此非贬低陈善之价值，反见笔记体思想之“未完成性”——它不必像体系哲学家那样处处自洽，反而因此保留了更多的思想可能。

又楼主论陈善解《关雎》“寤寐求之”为“圣贤求道之切”，谓其将《诗经》从“后妃之德”的教化框架中解放。此论甚有见地。然玄珠子想补充的是：陈善此法，实与欧阳修《诗本义》同属一个“去汉儒化”的潮流，但手段不同。欧阳修是“据文求义”，以文本为准绳破汉儒之曲说；陈善则是“以心逆志”，将《诗经》完全转化为心性修养的材料。前者是史学的，后者是哲学的。后来朱子《诗集传》于《关雎》篇虽仍取“后妃之德”之说，然其《读诗》之法——“须是沉潜讽咏，玩味义理”——实已近于陈善。可见宋代《诗》学的演进，正是“据文求义”与“以心逆志”两条路径的辩证互动，而笔记体则往往是这种互动的试验场。

楼主论陈善解《乾卦》“潜龙勿用”为“待时”之说，并联系苏轼“以人情说《易》”，此论极佳。玄珠子愿再进一解：《扪虱新话》中论《易》之处，最见陈善的“时中”智慧。其解《坤卦》“直方大”云：“直方大者，地道也。然圣人以‘直方大’为德，则天地人之道一也。”此说将《坤卦》从“地道”的限定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普遍的人性论意义。这种“以德说《易》”的倾向，与程颐《易传》确有相通处，但陈善更强调“时”的当下性——所谓“直方大”不是一种静态的德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的“时中”判断。这与后来王阳明“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上的落实，其实有着精神上的呼应。

至于楼主谓陈善之书“终未能如朱子《集注》般成为显学”，此诚事实。然玄珠子以为，其原因不止于“笔记体本身之局限”。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陈善的“闲话”方法，本质上是一种“解构”而非“建构”。他可以为心性之学开辟道路，却无法像朱子那样建立一个体大思精的体系。这正如禅宗语录可以启发人开悟，但佛法的系统传续仍需经论疏释。笔记体的价值，正在于它是“破”而非“立”——它打破经学教条，却不必为新的教条负责。这种“破而不立”的姿态，恰恰是宋代学术最富活力的面向。后来陆九渊的“六经注我”，王阳明的“四句教”，其精神上的源头，都可在陈善这类笔记作者身上找到影子。

玄珠子还想就楼主提到的“名士精神”稍作引申。王猛“扪虱而言”，其“旁若无人”的放达，在宋代文人笔下往往被赋予特殊的意味。苏轼《和王猛》诗云：“扪虱当时颇自奇，功名远付十年期。”这里的“自奇”二字，正道出宋代文人对“扪虱”的独特理解：它不是单纯的狂放，而是一种“自奇”——对自身价值的自觉。陈善取此为题，正是要表明：自己虽然只是一个“闲居无俚”的读书人，但笔下所论，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种“自奇”的精神，与后来李贽“童心说”的“绝假纯真”，其实一脉相承。宋代文人的名士精神，表面是放达，骨子里是对“真”的执着。陈善在书中论韩愈“文章家之常态”，谓其“辟佛老甚力”却又“推尊浮屠”，这种对矛盾性的坦然接受，正是“真”的表现——不掩饰，不伪饰，以“闲话”存“真”。

最后，玄珠子想就“文献价值”与“名士精神”的关系略陈管见。楼主帖题将二者并置，实有深意。通常而言，文献价值重在“信度”，名士精神重在“趣味”，二者似相矛盾。然《扪虱新话》之特殊，恰在于它是以“趣味”为“信度”的。陈善所记的经学考据，未必条条精确；然其所呈现的“闲居读书”的心境，却是宋代学术最真实的现场。这种“以趣味存真实”的文献类型，在传统目录学中往往被归入“子部杂家”或“小说家”，然其价值实不在正经正史之下。正如《世说新语》可以补《晋书》之阙，陈善此书亦可补《宋史·艺文志》之未备。学术史的“大传统”往往由“小传统”滋养，而笔记体正是“小传统”中最富生机的部分。

玄珠子读《扪虱新话》，最喜其卷七论“作文之法”一条。陈善谓：“作文须是血脉贯通，首尾相应，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此喻虽本于《孙子》，然用以论文，却是宋人“活法”说的先声。后来吕本中“学诗当识活法”的“活法”说，严羽“诗有别材”的“别材”说，都可在此找到端倪。可见“闲话”中往往藏着文学思想史的大关节。

又卷五论“东坡作文”一条，谓东坡“凡作文，须是熟读《檀弓》，则下笔自然峻洁”。此说将宋代古文运动与先秦经典联系起来，实为后来“文以载道”说提供了具体的文本路径。陈善的批评方法，往往是从具体的文本经验出发，再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这种“由技入道”的路径，正是宋代学术的典型特征。

总而言之，《扪虱新话》的价值，不在其结论之精当，而在其方法之自觉。它以“闲话”为形式，以“细读”为方法，以“心性”为归宿，在宋代学术从“注疏”向“心学”的转关中，扮演了一个“摆渡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或许不够显赫，但缺了它，学术史的长河便少了一道暗流。楼主谓“笔记体如草泽之瓦釜”，玄珠子以为，正是这瓦釜之声，往往能敲出最真切的时代的回响。

以上管见，未必有当，还请楼主与诸位道友指正。玄珠子再拜。## 第2部分：扪虱而谈：一个动作的文本化与宋代文人的精神自况

《扪虱新话》书名中的“扪虱”二字，并非仅仅是一个风雅的典故，它承载着从魏晋到宋代名士精神的演变轨迹。上一部分我们侧重于文献价值与名士精神的宏观把握，这里不妨从“扪虱”这一动作的符号意义切入，探讨陈善如何借旧典开新境。

《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载：“（猛）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王猛扪虱而谈，展现的是乱世中士人傲视权贵、不拘形迹的独立人格。这种“旁若无人”的姿态，在魏晋名士如嵇康、阮籍身上亦屡见不鲜，如《世说新语·简傲》所记嵇康锻铁不理会钟会，皆是外在行为上的放达。

然而，到了宋代，文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气质已然变化。宋代重文抑武，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内敛、理性、博学的特点。他们推崇魏晋名士的“风流”，但更倾向于将其转化为内在的学养与思辨。苏轼在《答参寥》中言“名士风流，正自不妨”，却以“腹有诗书气自华”为底蕴。陈善以“扪虱新话”为书名，正是这种转化的典型：他将王猛的“扪虱”从具体行为抽象为一种言说姿态——即在一种看似随意、不拘小节的外表下，进行严肃而新颖的学术讨论。

细读《扪虱新话》，我们会发现陈善的“扪虱”并非真的捉虱子，而是“扪”出了许多新鲜见解。比如他论诗，既推崇杜甫的“集大成”，又指出其“不免有疏处”；论史，既肯定司马迁的“奇气”，又批评其“多疏略”。这种不盲从权威、敢于提出己见的态度，正是名士精神在宋代的新表现。正如他在书中自序所言：“予每读书，有疑则思，思则有所得，辄记之，积久成帙，名曰《扪虱新话》。”这里的“扪虱”已转化为一种思考、质疑、记录的治学方式。

我们还可以从宋代其他笔记中看到类似现象。如沈括《梦溪笔谈》以“笔谈”为名，洪迈《容斋随笔》以“随笔”为名，都强调一种非正式的、随意的言说方式，这与“扪虱”的随意性相通。但《扪虱新话》更突出“新话”二字，即不袭旧说，独出机杼。陆游有诗云：“扪虱雄谈事等闲，老来万事付三缄。”可见“扪虱雄谈”在宋代已成为一种文化记忆，而陈善则将其文本化、学术化。

因此，从王猛到陈善，“扪虱”从一种行为艺术演变为一种文本策略，折射出宋代文人既追慕魏晋风流，又强调理性创新的双重心态。陈善的《扪虱新话》之所以有价值，不仅在于它保存了诸多文献资料，更在于它展示了名士精神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被重新诠释——不是通过放浪形骸，而是通过独立思考与自由言说。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阅读此书时，最应体会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