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_中国撰述诸宗著述部戒律宗-道具赋-宋-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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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我真是眼前一亮。《道具赋》这个题目，说实话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有人专门拿出来讨论，已经是很难得了。元照律师作为宋代律宗的中兴祖师，他的著作向来以严谨精微著称，但这篇《道具赋》却颇有几分文学色彩，用赋体来谈戒律，这在佛教文献中确实不多见。

我最近正好也在研读一些律藏文献，就顺着这个题目，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体会。首先得承认，道具这个概念，在佛教传统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切入点。很多人一听到“道具”，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戏曲舞台上的那些刀枪剑戟，或者是影视剧里的各种法器。但在佛教戒律的语境下，“道具”二字其实有着更为深广的意涵。它不仅仅是僧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物，更是一种修行的表法，是戒律精神的具象化体现。

元照律师在《道具赋》中，想必是借由对这些日常器物的描写，来阐发戒律的深义。这就让我想起《四分律》中对于“衣钵”的种种规定。袈裟，梵语称“袈裟野”，意为“坏色”，其本意就是要僧人远离世俗的华美装饰，保持一种朴素、谦卑的姿态。你看，仅仅是一件衣服，就蕴含着“少欲知足”的修行理念。再比如“钵”，它是僧人的食器，但它的形制、材质、使用方式，都有严格的规定。钵的形状像是一个倒扣的浮屠，象征着佛法的高深与圆满；它的材质从最初的瓦钵、铁钵，到后来各种材质的演变，也反映了佛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适应与变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外在的“道具”与内在的“戒律”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只要遵守了这些器物上的规矩，就算是持戒精严了？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宋朝的灵芝元照律师，他之所以被尊为律宗祖师，恰恰是因为他不仅仅停留在对戒相的机械遵守上，而是深入到了戒律的精神层面。他在《资持记》中反复强调“戒为无上菩提本”，这个“本”字，指的就是戒律是成佛的根本，是修行的基石。但基石不是目的，而是路径。道具也是如此，它是帮助我们修行的助缘，而不是修行的最终目标。

我个人的理解是，元照律师写《道具赋》，其用意或许正在于提醒我们，不要执着于这些外在的形式，而忘记了它们背后的“道”。比如，僧人的“锡杖”，它不仅仅是用来驱赶虫蛇的工具，更象征着要时时警醒，振作精神，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再比如“拂尘”，它看似只是用来拂去灰尘的用具，但引申开来，不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拂去内心的尘垢——那些贪嗔痴的烦恼吗？这些道具，就像一面面镜子，照见了我们修行的状态。当我们拿起它们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拿起了对治烦恼的决心？当我们使用它们的时候，是否也同时在使用着戒定慧的力量？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金刚经》里那句著名的话：“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句话虽然是在破斥对佛身相的执着，但道理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把道具仅仅看作是某种神圣的物品，甚至迷信其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那就偏离了佛陀制戒的本怀。佛陀制戒，从来不是为了束缚众生，而是为了解脱众生。道具也是如此，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持戒、修定、发慧，最终达到解脱的彼岸。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具赋》的出现，也反映了中国佛教在宋代的一种文化自觉。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到了宋代，佛教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元照律师用赋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学体裁来阐述佛教戒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融合的体现。这就像禅宗祖师们用诗歌、语录来表达禅意一样，都是佛教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经过消化、吸收后的再创造。它让深奥的佛教义理，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我们不妨再延伸一下思考。戒律的传承，从佛陀时代到如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戒律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印度，僧人可以托钵乞食，但在中国，由于气候、文化、社会制度的不同，僧人逐渐形成了“农禅并重”的传统。这种变化，是不是对戒律的违背呢？恐怕不能这么看。戒律的精神是“随方毗尼”，也就是因地制宜。只要不违背戒律的根本精神，在具体的形式上是可以有所变通的。元照律师在《道具赋》中，或许也隐含了这样的智慧：既要尊重传统，又要与时俱进；既要持守戒相，更要把握戒体。

我最近在重读弘一法师的《律学要略》，他老人家对元照律师推崇备至，认为他是南山律宗的正统传人。弘一法师自己也以持律精严著称，但他从来不把戒律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他常说，持戒要发菩提心，要为了利益众生而持戒。这种“大乘持戒”的理念，其实和元照律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道具，说到底，也是利益众生的工具。一个僧人，如果能够善用这些道具，不仅能够自利，更能够利他。比如，一件整洁的袈裟，能够让人对三宝生起恭敬心；一个庄严的钵盂，能够让人感受到僧团的清净与庄严。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其实都在无形中发挥着度化众生的作用。

当然，我们作为在家的学佛者，可能不需要像出家人那样严格地使用这些道具。但是，从《道具赋》中，我们可以学到一种态度：那就是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要心存敬畏，都要看到它们背后的“道”。我们使用的电脑、手机，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现代人的“道具”？我们是否能够善用它们，来提升自己的修行，来利益更多的众生？我们每天吃饭用的碗筷，是不是也可以提醒我们要“食存五观”，要感恩、要知足、要精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元照律师的《道具赋》，其启示意义远远超出了佛教戒律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在教导我们一种生活的智慧：如何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保持正念，修心养性。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华严经》中的话来结束我的这段分享：“一切唯心造。”道具是外在的，但我们的心是内在的。如果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慈悲的、智慧的，那么即使是最普通的道具，也能成为我们修行的助缘。反之，如果我们的心是散乱的、贪著的、愚痴的，那么即使是最神圣的道具，也可能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元照律师的《道具赋》，其最宝贵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提醒我们：不要被外在的形式所迷惑，要时刻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从心地上用功，这才是修行的根本所在。感谢楼主的分享，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些看似平凡却蕴含深意的“道具”，也让我对戒律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希望有更多的同好能够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共同从古德的智慧中汲取养分。承前所述，元照律师《道具赋》中所论戒律宗之“道具”，实非仅止于器物之表。若以《四分律》为根基，复参《十诵律》《僧祇律》之文，可知道具之制，本为护持正法、摄受众生之方便。今试从“戒体与道具之相即”一义，再作深究。

《行事钞》云：“戒体者，无作之业，依身口意而发。”道具虽为外物，然其受持、使用、守护，皆与戒体相应。元照律师在《道具赋》中特举“三衣一钵”为例，谓其“形如塔庙，色若秋空”。此非徒为文饰，实有深意。三衣之制，依《萨婆多毗尼毗婆沙》所释，其条数、缝法、染色，皆与法数相应：五条表断五欲，七条表除七慢，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各表对治烦恼之数。然元照更进一层，谓“衣非衣，钵非钵，即假即空，即中道义”。此正是天台圆教“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之旨趣，融戒律于实相，非拘泥事相者所能测。

历史证之，南山律宗道宣律师尝言：“戒为无上菩提本，道具为戒法之标帜。”宋时灵芝元照承其法脉，于杭州灵芝寺大弘律学，其《道具赋》实为以文学形式阐发律学之创举。考之《宋高僧传》，元照尝于讲《四分律》时，以道具为喻，谓“持律者当如衣之护体，钵之养命”，听者数千，莫不感化。此可见道具非仅个人修行之具，实为僧团和合之象征。如《僧祇律》所述，僧众共居，道具须统一规制，不得参差，此即“六和敬”中“戒和同修”之具体落实。

再以《道具赋》中“锡杖”一节观之。元照谓：“振锡惊群兽，垂慈度众生。”此语暗合《华严经》中文殊菩萨执锡杖之典故，亦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比丘持锡，以警毒虫”之制相呼应。然元照更深化其义，以为锡杖之环声，可警醒行者“勿忘菩提心”。此即“理事无碍”之观：事相上为防身护命之具，理体上则为策进修道之缘。正如《摩诃止观》所言：“一色一香，无非中道；道具虽小，法界全彰。”

今人研习戒律，往往重戒相而轻戒体，重规制而轻精神。元照之赋，正可矫此偏失。譬如“漉水囊”一物，今人多视作过滤饮水之具，然《道具赋》云：“漉囊虽小，悲心所寄；护生如己，即是大乘。”此与《梵网经》“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之慈悲心，实无二致。故道具之持用，非仅律制要求，实为菩萨道之具体实践。

从文化旅游视角而言，今人参观寺院，见袈裟、钵盂、锡杖等物，往往止于拍照留念，而不知其背后蕴含的戒律精神与修行深义。若能以元照《道具赋》为导引，则一衣一钵，皆可作观心之镜；一杖一囊，悉为入道之门。此诚如《佛祖统纪》所载：“道具者，道之所依，器之所显；依器显道，道器不二。”

末后，当知元照律师作此赋，非为炫文采，实为“以法为乐，以戒为师”。今人读之，当会其心：道具非道具，是名道具；戒律非戒律，是名戒律。若能如是解，则不负先贤制律之苦心，亦不负元照赋文之妙义。此中真意，唯在“依戒修行，即事显理”八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