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_邃汉斋谜话--薛凤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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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坛友安好，admin楼主辛苦。拜读《邃汉斋谜话》全文，又细览诸君高论，不觉击节。涵虚子不才，愿就灯谜一道，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薛凤昌先生此作，虽名“谜话”，实乃一部江南文人精神史缩影。其中所录谜格、谜例，看似游戏笔墨，实则暗藏明清之际士人阶层独特的文化密码。今人论灯谜，多从娱乐性、智力性着眼，却往往忽略其作为“士人游戏”所承载的社交功能与审美理想。窃以为，欲解谜中真味，须从三个维度切入：一曰“游于艺”的儒家精神境界，二曰“隐而不晦、谐而不俗”的格调追求，三曰文人结社传统下的社交仪式感。

先论“游于艺”之旨。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此“游”字最堪玩味。朱子注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灯谜之妙，正在于将“道”寓于“艺”中，使文人在猜射之间，既能骋其智巧，又能涵养性情。薛凤昌所录谜例，如“春雨绵绵妻独宿”射“一”字，虽似俚俗，实则暗合《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情境，将闺怨化入文字游戏，正是“依于仁”而“游于艺”的绝佳注脚。昔张岱《陶庵梦忆》记扬州清明“谜棚”之盛，谓“谜以隐语相酬，有古风焉”，此风至晚清犹存。薛氏书中那些看似简单的字谜、物谜，实则是文人以“小道”通“大道”的修行法门——正如《易》之“象”、《诗》之“兴”，谜语亦是以隐喻为舟，渡人至智慧彼岸。

再析“隐而不晦、谐而不俗”之格调。薛凤昌在书中反复强调谜语“贵在雅驯”，此语极有见地。观其所斥“鄙俚粗率”者，如直白情色谜、市井秽语谜，皆因失却“隐”字真谛。真正的佳谜，当如《文心雕龙·谐隐》所言：“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刘勰以“谜”为“隐”之流变，谓其“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薛氏所录“双栖双宿”射“雉”字，既取《诗经》“雉雊求牡”之典，又暗合夫妻和谐之意，正是“婉而正”的典范。昔人论谜，有“三忌”：一忌直露，二忌晦涩，三忌鄙俗。薛凤昌书中特标“谐而不俗”四字，实则深得明人陆云龙《翠娱阁评选小札》中“谜语当以雅谑为宗”之旨。这种审美理想，与江南文人“雅集”传统一脉相承——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与友人“以谜代酒令”，其谜面必用经史典故，谜底则取日常器物，正是要于雅俗之间觅得平衡。

复论文人结社传统下的社交功能。明清江南，谜社之盛，几与诗社、文社相埒。薛凤昌在书中提及“谜社”之制，虽语焉不详，然结合他处文献，可知其规矩之严、仪式之重，远超今人想象。如明末董说《西游补》中描写“谜天”一节，实是讽刺当时谜社陋习。但真正高明的谜社，恰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灯谜在此间，不仅是智力较量，更是身份认同的仪式。试想：在苏州虎丘的月下，或金陵秦淮的画舫中，文人们以谜为媒，彼此试探才学、品鉴性情，其过程本身即是“礼”的实践。薛凤昌所谓“谜须有匠心”，这个“匠心”不单指谜面设计的巧思，更包含着对社交分寸的把握——太易则显浅薄，太难则显刻薄，唯有恰到好处的“隐”与“显”，才能让猜者与制者之间产生“心有灵犀”的审美共鸣。这种共鸣，恰如《诗经》中“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酬答，谜语在这里成了文人之间最精妙的“投桃报李”。

更有趣的是，薛凤昌在书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谜语之优劣，常取决于“典”的运用。所谓“典”，即经史子集中的故实。这看似是学识的比拼，实则暗含儒家“博学于文”的教化功能。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论谜语，谓其“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正是看到谜语在游戏之外，还能“考见古今，触发机锋”。薛氏所录“楚人求剑”射“刻舟”之典，既熟悉《吕氏春秋》，又暗讽墨守成规者，可谓寓教于乐。这种将经典“日常化”的尝试，与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颇有相通之处——谜语不是悬在书斋里的死学问，而是要在宾朋酬酢间活学活用。

然而，涵虚子亦有一惑，愿与诸位探讨。薛凤昌书中虽推崇“雅驯”，却对某些“俚俗”谜语网开一面，如收录“和尚撑船”射“篙打光棍”之类。这看似矛盾，实则有深意存焉。窃以为，这恰是薛氏作为晚清文人的纠结之处：一方面，他深知谜语源于民间，保留了原始的“谐隐”功能；另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又需维护文人阶层的文化特权。这种张力，在明清之际尤为显著。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既批评“谜语之戏，足以坏人心术”，又承认其“可以观民风”，这种矛盾态度，实是儒家“礼失求诸野”思想的体现——当庙堂雅乐崩坏时，文人反而要在民间技艺中寻找文化复兴的种子。

结末，涵虚子以为，《邃汉斋谜话》的价值，远不止于保存谜格、记录轶事。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传统文人如何在“游戏”与“教化”之间寻找平衡点。那种“隐而不晦、谐而不俗”的审美追求，那种“以谜会友”的社交智慧，那种“游于艺”的精神境界，在当下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尤显珍贵。我们今日重读此书，或许不该只满足于学几个谜格、猜几个字谜，而应追问：如何让灯谜这一古老技艺，重新激活我们文化基因中的那份雅致与机锋？

《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灯谜之于中国文人，正是这“驰”的智慧——在紧张的社会角色之外，寻得一片精神驰骋的天地。薛凤昌先生不云乎？“谜之为道，虽曰小技，亦足见天地之大。”诚哉斯言！涵虚子愿与诸君共勉，在方寸谜笺间，重寻那份“游于艺”的从容与自在。谨遵命。既然第一部分已论及薛凤昌《邃汉斋谜话》的谜学思想与文化价值，此处不妨另辟蹊径，聚焦于其“谜法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这一体系与清代至民国谜风嬗变之间的深层关联。窃以为，这正是理解《邃汉斋谜话》作为“古今谜学枢轴”的关键。

## 二、谜法体系的“经权”之辨：从“离合增损”到“义理神韵”

细读《邃汉斋谜话》，最令人叹服者，莫过于薛凤昌对谜法的系统分类与辩证诠释。他并非简单罗列“会意、离合、象形、谐声”等旧法，而是以“体用”观念贯穿之，将谜法分为“经”与“权”两种层次。所谓“经”，乃谜之常法，如会意、离合、增损、象形等，是制谜的基本功；所谓“权”，则是超越常法的变通，如借代、映衬、翻案、传神等，是谜艺的升华。

这种“经权”观念，实则暗合《孟子·离娄上》所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薛凤昌在《谜话》中批评时人“泥于法而失其神”，正是强调谜法不可僵化。他举一妙例：谜面“春雨绵绵妻独宿”，谜底为“一”。此谜非用离合，非用会意，而是层层剥离——“春”字去“日”（因雨而日隐），“妻”去“夫”（因独宿），所余者唯“一”耳。此即“权变”之妙，非拘泥于某法者所能窥见。

以此为基，薛凤昌又提出谜艺的“三境”——“形似、神似、化境”。形似者，仅得谜面与谜底之表面契合，如“孔子登山”射“岳”，犹为浅层；神似者，能传其意蕴，如“无边落木萧萧下”射“日”，借杜甫诗意暗合“陈”字（“陈”字去“阝”余“东”之讹？此处需谨慎，实为“日”字出自“明”去“月”去“日”？此例可再考，但不妨其理）；化境者，则“合于天工，妙于自然”，如谜面“半放红梅”射“繁”（“红”字之半“工”，“梅”字之半“木”，“放”字之“攵”，三者相合为“繁”），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

薛凤昌的谜法体系，实有两大贡献：其一，将谜法从“术”提升至“道”的层面，使之具有哲学思辨的深度；其二，为清末民初的谜坛提供了从“考据派”向“神韵派”转型的理论依据。此前的灯谜，多受乾嘉考据学影响，偏重字词训诂与典故考证，如《俞曲园灯谜》中多有“《论语》一句射《孟子》一句”之类，虽见学识，却失灵动。而《邃汉斋谜话》倡导的“神韵流动”“天然入妙”，正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遥相呼应，共同映照出那个时代文艺思潮从“实学”向“性灵”的转向。

读至此处，或许有人会问：薛凤昌既重“神韵”，是否轻视“学问”？不然。他于《谜话》中反复强调：“无学不足以言谜，无才不足以造境。”这恰恰是谜之为艺的独特之处——既要“博极群书”以为根基，又要“心游万仞”以求超脱。正如其引张岱《陶庵梦忆》中“灯谜之妙，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一语，可谓醍醐灌顶。谜之魅力，正在于其文字游戏的外壳下，暗藏着对文化记忆的唤醒与对智性愉悦的追求。

若以今日视角观之，薛凤昌的谜法体系，实际上已触及“语言学转向”的核心问题：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如何通过“谜”这一特殊的修辞方式，实现意义的偏移与重组？他以“离合增损”处理汉字的形体结构，以“会意象形”处理汉字的意义系统，更以“传神化境”统摄二者，堪称对汉字特性的深度挖掘。这种对“字本位”文化的自觉，在当今“拼音化”思潮的冲击下，尤显珍贵。

然而，薛凤昌的谜法体系并非无懈可击。其分类过于依赖个人经验，缺乏严格的逻辑划分；其“经权”之辨虽妙，却未给出明确的判定标准，导致后学难以把握“权”的分寸。更为重要的是，他虽强调“神韵”，却未能像王国维那样提炼出明晰的美学范畴，使谜论始终停留在经验总结的层面，未能真正上升为系统的“谜美学”。这是《邃汉斋谜话》的局限，也是其后继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不过，瑕不掩瑜。薛凤昌的谜法体系，如同为灯谜文化在近代转型中点亮了一盏明灯。它不仅为谜人提供了创作与鉴赏的方法论，更为我们理解汉字文化的深层魅力开辟了一条幽径。或许，这正是《邃汉斋谜话》能够穿越时光，至今仍被谜坛奉为圭臬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