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_作义要诀-元-倪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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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楼主admin兄发此倪士毅《作义要诀》妙文，复观诸道友唇枪舌剑，真乃醍醐灌顶。涵虚子不揣浅陋，试从宋元文风流变之隙，窥此小书所蕴大义。窃以为倪氏此书，非独为举子作敲门砖，实乃江南士林于辞章与义理之间，苦心孤诣调燮之证，其暗涌之思，竟与明清八股血脉暗通。且容某引经据典，徐徐道来。

一、浮靡之病与质实之药：倪氏批判的时代语境
倪士毅开篇即痛陈“近年以来，学者但务捷给，习为浮靡相高”，此非无的放矢。考元代科举自延祐复行，至倪氏著书之时（约至正年间），不过三十余载，而科场文风已显颓势。宋末江湖派末流，以四六骈俪逞才使气，至元初遗民犹存余习。方回《瀛奎律髓》中讥“晚唐体”之“尖新”，与倪氏所斥“浮靡”实为同病。然则何为“质实”？倪氏谓“说理要精，说事要实”，此八字真乃铁门限。观其《作义要诀》所录范文，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一节，句句切中经义，无半字游移，可知其所谓“实”者，乃以经义为绳墨，以史实为注脚，非空谈心性者可比。

二、真德秀《文章正宗》之遗响：从选本到作法的嬗变
倪氏此书与真德秀《文章正宗》实为表里。真氏《文章正宗》标举“明义理、切世用”，斥《文选》以来“以文为戏”之习，其序文言：“士大夫以文辞为职业，而道义为虚位。”倪士毅承此遗风，将选本之“正”转化为作法之“诀”，可谓青出于蓝。试析其“破题”之法，谓“须要包尽主意，不可漏略”，正合真氏“辞达而理举”之旨。然真氏选文上溯《左传》《国语》，倪氏却专攻四书五经，此乃元代科举独尊朱学之烙印。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既成官学，经义之体不得不缩于四书五经之内，倪氏之“要诀”实为朱子学在科举场域之技术化呈现。

三、南北文风之激荡：江南士子的调和之策
元代南北文风判若冰炭。北方承金源余绪，元好问辈以古文雄健为宗，刘祁《归潜志》讥南人“专尚声律”；南方则江湖派、四灵派余波未绝，戴表元、赵孟頫等虽倡复古，仍难脱辞藻窠臼。倪士毅居休宁（今安徽），处南北交汇之地，其《作义要诀》实暗含调燮之机。试看其论“原题”之法，既要求“引证详明”，又不许“堆砌故事”，此乃以北方经学之实，救南方辞章之虚。更妙者，其论“结题”云：“须要收拾得紧，如万钧之弩，发机必中。”此等语言，分明是古文家法，却用于时文写作，可见倪氏已自觉打通古文与时文之藩篱。清人刘熙载《艺概》谓“八股文兼汉赋、唐诗、宋词之体”，其源实可溯至倪氏此等调燮之功。

四、从“作义要诀”到“八股定式”：制度化的前夜
倪氏之书虽未被明初科举制度直接采用，然其暗合八股之型者有三：一曰“破承原起”之法，已具八股“破题、承题、起讲”之雏形；二曰“铺叙要详赡”，实为八股“中比”之先声；三曰“结尾要警策”，已蕴八股“束股”之机。尤可注意者，倪氏论“股法”时谓“长短句须要相称”，此一语道破八股对仗之天机。明成化以后，八股定式渐成，王鏊、唐顺之等大家，其文虽工，然规矩森严，反失倪氏书中“质实”之旨。顾炎武《日知录》痛斥八股“等于焚书”，若倪氏地下有知，恐亦当长叹：其本欲以质实救浮靡，孰料后世竟以形式锢思想。

五、余论：小书大义与当代之思
涵虚子每读此书，常思倪氏当年教授乡里，手书此诀以授门徒，其情其景，恍如昨日。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亦为举业而作，然详于读书而略于作文，倪氏此书正好补其阙。若将二者合观，可见元代江南士人于科举制度下，如何竭力保持经义之纯正。今日吾辈论传统文化，多高谈“创造性转化”，然倪士毅之辈在八百年即已实践之：其将义理之学转化为写作技法，将经典诠释转化为应试策略，此非“转化”之先声乎？然其弊亦在转化过度，致使后来八股沦为“代圣贤立言”的文字游戏。噫！《文心雕龙》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倪氏小书，正可作世情时序之镜鉴也。

伏惟admin兄及诸道友，某所言或偏于考据，然实有感于倪氏苦心。昔朱子注经，谓“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此《作义要诀》虽为举业而作，然其求实去浮之精神，岂独时文所宜哉？涵虚子顿首再拜。承蒙不弃，在下愿从另一角度追索此问题。细观元代科举“经义”之设，其程式化与思想性之间，实有一层更深的张力：即“经义”之名与“经义”之实的疏离。何为“经义”？本应是阐发圣人微言大义，直探经书本真。然元代官学体系下，“经义”逐渐沦为一种制度化的“经术”训练——此“术”非彼“术”，乃应试之技艺也。

《元史·选举志》载：“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义理精明，文辞典雅为中选。”此处“义理精明”四字，看似追求思想深度，实则暗藏玄机。元廷将“义理”与“文辞”并列，已昭示其双重标准：既要思想纯正，又要文采斐然。然考场之上，时日有限，士子何暇深思？于是“经义”写作，往往成了一种“以经解经”的文字游戏——引经据典，堆砌章句，而思想之独创性，反被程式所桎梏。

试观元代文人姚燧《送李茂卿序》中言：“今之学者，非不读经也，然读之而不求其意，诵之而不究其理，徒以资口耳、备应对而已。”此语直指时弊。姚燧本人虽为元初名臣，然其洞察科举之弊，不啻为“经义”写作之反思者。他进一步指出：“经者，万世之常道也；义者，一时之权宜也。”此论甚妙——若将“经义”机械化为程式，则“常道”沦为“权宜”，圣人本意尽失矣。

更有甚者，元代科举制度下，“经义”写作之程式化，竟催生了“套语”文化。据《南村辍耕录》所载，当时士子应试，常备“经义套语”数百条，如“天理之当然”、“人心之同然”、“圣人之所以为圣”等，视题目所需，信手拈来。此种现象，岂非“经义”之异化？窃以为，此乃制度设计之必然——当科举成为仕进唯一通道，应试技巧便凌驾于学术真谛之上，思想性遂被程式化所吞噬。

然历史总有例外。元代不乏以“经义”写作展现思想深度的大家，如许衡、吴澄、刘因等。许衡《鲁斋遗书》中论“经义”云：“经者，本也；义者，用也。不明其本，焉知其用？”他主张经义写作当以“心”为体，以“理”为用，反对机械模仿。其弟子耶律有尚更直言：“科举之文，非经义也，乃经义之糟粕耳。”此等批判，不可谓不犀利。

以个人浅见，元代“经义”写作之程式化与思想性矛盾，实为中国科举史上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实验”。它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制度化教育如何在规范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若过分强调程式，则思想僵化；若过度追求个性，则标准失序。元代科举尝试以“经义”为桥梁，连接经典权威与士人思辨，然其最终滑向程式化一端，实因统治者更看重“统一”而非“创造”——这或许是任何帝制政权下学术制度的宿命。

涵虚子再拜：

方才读罢楼主admin兄发此《作义要诀》专帖，又观宁拙子、抱朴生诸道友高论，如对古镜，照见自家心影处。涵虚子忝列论坛久矣，素来好寻那字缝里头的学问，今日不避譾陋，且将这回读倪氏书时，从“蒙古”二字生发的一点疑情，铺排开来，与诸君共参。

## 一、从“蒙古山水地图”说起：此山此水，非彼山彼水

我观倪士毅著书年代（至正初年），恰是元廷北遁前最黯淡的承平之世。延祐复科至此时，已历两代举人，那科举功名早成了南人仕进唯一窄门。但这里头恰有一桩常被忽略的关节——“作义”之“义”，所依所据者何？非仅朱子一家，实乃元廷钦定《经世大典》统摄下的官学知识谱系。倪氏此书虽为乡塾课徒之需，却暗合那“大一统”地理空间中经义标准的整饬过程。若将倪氏之文与《至正条格》科举条式对看，可知他所裁定的，实非仅“文”之工拙，更有“人”之疆界——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虽未明言，却字字有界桩。

由此想到近年学术热谈“蒙古山水地图”之谓。那幅佚名长卷，被称“蒙古”者，以其疆域横贯欧亚，而非尽属蒙族故地也。倪氏《要诀》之经义世界，何尝不似那长卷？举凡四书五经中之山川人物，经朱子标定后，复经元廷官学钦定，遂成一套跨越南北、笼盖华夷的抽象山水秩序。然则南人举子在纸上所“游”之山水，早已非唐宋词臣笔下的青崖翠壑，亦非宗炳卧游之山林，而是朱子摩画、官学定位的理境山水。倪氏辨义时要求“说理要精”，那“精”字实在何处？恐即在准确勘定“此山此水”在经学坐标系中的位置，稍有移易，便犯“错认山水”之病。此非寻章摘句之末技，实为元廷借科举统合江南士人精神版图之缩影。

## 二、“传注”与“破题”之间：那历史性的“断层”

抱朴生谓《作义要诀》乃朱子学之技术化呈现，涵虚子深表赞同。然我更欲进一层：倪氏在“传注”与“破题”之间，凿开了一道史无前例的技术鸿沟。汉唐经师通经致用，其“义”生于章句训诂；宋儒高谈性命，其“义”发于义理体认；乃至元代经义之格，倪氏却要求举子在题目的“缝隙”里做精准的“前理解”——即破题时“包尽主意”，实则已是代圣贤立言，以经书为舞台，以己意为演员，但那表演的剧本，却要严格依照作为钦定蓝本的“传注”来写，不可参半句私货。

诸位或觉此不过科举定势，古已有之。然细读倪氏所举之例，如“舜有臣五人”题，他赞许的破题是“以天下为贤者任”一句定乾坤，既无释典，亦无家数。此即在传注的字面隙间，用“经旨”这根细丝，串联起一个特定的义理框架。比之汉唐固重师法家法，但彼时阐释尚有争鸣余地；比之北宋荆公新学，则所尊乃一王之制。而元代科举经义，则由“传注”这一钦定之“意谛”与“破题”这一时文程式之“机括”折中而成。倪氏之诀，便是教人穿行于这条窄径：既要精熟朱注，又要敢于在破题的瞬间，将那道“传注中的义理”从原初语境内拔出，移植到作文者当下的语境中。此种“技术性移植”之巧妙，实为明清八股开了不二法门。其所承受的紧张，恰恰在“传注之客观”与“破题之主观”之间的历史性张势。倪氏以“活法”调解于其间，却也为此后在形式法则与义理权威之间的长久争执埋下伏笔。

## 三、一张地图，两种注解

谈及此，不禁想起元代官方史学在地图学上的空前大拓展——那套《元经世大典·舆图》，其知识体系以蒙古帝国的“漠北—漠南”为轴心，将中原一隅纳入亚欧整体地理坐标。此种“国家地理”的俯视视角，亦微妙渗透于倪氏的“义法”观念中。元人治经，例如理学家吴澄、许衡，皆已从宋儒的本体论思辨转向经典条理的整编与制度设计的工具化——一种“治术”思维，取代了宋人的“心性”玄思。这在地里术语上，就是“图”的绘制，有经纬，有比例尺，有图例——一种技术理性，一种功能的取向。

那么倪氏的《要诀》是不是也是一张“义法”的操作地图？当然。他的破题、原题、讲题、结题诸端，构成了一套经义写作的制图术。然而我要指出的是，这种工具化视野中的“图”，与宋元文人画里那种倾注胸臆的山水卷轴，已经在精神方向上产生了一个根本断层。换言之，元人“经义”中那种游走于官定疆理之内的行文规范，其性质，更接近“图经”式的操作守册；而其上古之遗意，所谓观水有术、登山问道的诗性精神，则渐隐于程文格式之下。当代读者重拾倪氏之书，若仅从“技法”赏鉴，便易丢失历史语境中的那种精神焦虑。倪氏既汲汲于为举子指点门径，其心底又何尝不知那“图”外的山野林泉才是真学问？清人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实亦可说“义法皆术”，而术与道、法与时之间的角力，正在于此等“小书”里留下微弱的脉动，需要我们细读，亦需要我们悬想。

## 四、幽默—谐谑：经义技术化时代的精神缺口

宁拙子道友前帖论及倪氏以古文家教法救时文之弊，涵虚子极为叹服。然则有一事，当为诸友补说。盖倪氏之“质实”作义，是一种严肃的文体学规范，其精神底色极近宋代道学那种庄敬的态度。然而经义写作在元代，随着考试制度日益技术化，它在操作层面逐渐失去了与文学想象与幽默谐趣的对话空间。此点不妨反观古之经义——即《礼记》所谓“属辞此事”、“微言大义”，其中蕴涵着隽永的机锋与可堪回味的反讽。由《春秋》之笔则可见一斑。由于经义从一种思想性表达转化为一种规定性考试文体，幽默，这只经义大宅门前的清风，便常被视为闲笔或野道，被拒之门外了。

然而我以为，真正高明的“作义”，尤须于谨严辞理之外，涵养一种从容自嘲的风致。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中记有士人摹仿策问而作的游戏文字，满是揶揄与反讽。而倪氏“作义要诀”恰恰摒弃一路。若从士人精神生态之角度审之，这种摒弃，在文人心中积郁了某种秘而不宣的紧张。缺乏幽默，经义世界便过于圣贤化，过于板正，而成了一种单声道的独白。一旦士子们真以为“圣贤胸中只有严肃敬畏”，那已离圣贤活泼泼的化境远矣。如何祛除这种支离？或许恰恰要回到倪氏所强调的“说理要精，说事要实”，——只是须补充一层：真正精实的理，应当包孕生机，而非固化为框框；真正切实的事，亦不妨偶出诙诡，以见人情之常。惜乎倪氏之书为科举体制所限，未能推开这扇窗，而后世八股，更将这一丝可能的谐趣，锁入深院了。

## 五、“无何有之乡”与科场敲门砖：当代文章学的默会之知

最后，我不免要从倪氏书中探出头，望向当下的“当代文章学”讨论。如今论坛上常有“写作可教否”之辩。若联系倪氏一脉相传的“义法”传统，我想指出的是一个有趣的对称：传统科场文章，尤其八股，最终沦落在“无何有之乡”——那些关于“圣贤”的空论，既无实践指向，也无生民关怀；而当代的某些文章学理论，却又有另一极端：过度关注纯形式之经营，辞藻技术之打磨，忘却了文章首先是“存在的家”。

倪氏所提倡的“说理要精，说事要实”，恰恰是传统智慧对于当代这种“无根”的提醒。然而我亦不愿看到我们简单地重返“以道代文”的老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其“文”与“道”的辩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当代文章学的第三条路。当文章关注的不仅是“怎么写”，也不仅是“为什么写”，而是同时默会“谁在写”、“为谁而写”，这便是一种无言之知、一种身体性的理解，即技术理性无法取代的“实践智慧”。这种知识，是倪氏此书的“余韵”，是它真正能对后世说话的核心。它不曾写出来，却又使整部书成为活的文本。

涵虚子幼时读陶渊明《读山海经》：“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之间，那“图”与“传”的交叉阅读，正是勾连知识之“图”与精神之“传”的隐喻。今人读元人《作义要诀》，恐怕也当如此：既观其经义章法之“图”，更溯其八百年文士心灵之“传”。以作义为技艺进乎道，以要诀为筌蹄忘乎言，如此，才不辜负这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只是末了，涵虚子却另有一层疑惑。倪氏此书，本为那一小撮以科举为志业的南方士人而作。在彼时，书写的墨痕即权杖的投影，破题的金针即利禄的门钥。今日吾辈重读，固然能辨析其“义法”的流变，却不得不自问：当我们把这个“传统”当作遗产进行欣赏乃至发扬时，我们是否已然隐身于某种新的权力话语之中——那学术精英殿堂里的“知识生产机制”，其实与科场并无二致？这问题不敢深想，且掷于此，以待高贤。

涵虚子临屏惶恐，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