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_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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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好，这个帖子开得有意思。我近来也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忠义问题有些想法，正好借宝地聊几句。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这部书，本身就透着一股耐人寻味的张力。书名冠以“钦定”，褒奖的却是前朝死节之臣；修书的是新朝天子，旌表的却是因抗拒新朝而死的人。乾隆四十一年敕撰此书，距甲申国变已一百三十余年，距南明彻底覆亡也已百年有余。百年之后，胜国早已灰飞烟灭，新朝根基已固，为何还要做这件看似自相矛盾的事？这背后牵涉的，正是“天命递嬗”与“忠义不屈”之间的深层悖论。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天命”从来不是一纸任命状，而是一种流动的、可转移的合法性。“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这句话给了改朝换代一个道德出口。按照这个逻辑，明朝末年天灾人祸、流寇四起，天命已去，清朝入主中原不过是“承天受命”而已。那么问题来了：那些为明朝殉节的臣子——史可法、瞿式耜、张煌言——他们以死拒清，到底是逆天而行，还是舍生取义？

这个悖论在《诸臣录》的编纂体例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清廷的处理方式很巧妙：将殉明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抗节不屈”者，如史可法守扬州、阎应元守江阴，这些人在书中受到极高褒扬，入“忠义”之列；另一类是曾在南明或大顺政权任职、后又归降清朝的“贰臣”，则另编《贰臣传》以示贬斥。表面上看，这是清廷在表彰忠义、贬斥反复，但细究起来，一个篡了前朝天下的新朝，却褒奖为前朝而死的人，这不恰恰说明它承认了“忠义”的价值高于一时胜负吗？

我常想，这其实是清廷的“合法性焦虑”在作祟。顺治、康熙两朝，对待明朝遗民主要是打压与怀柔并用，态度尚在摇摆。到了乾隆朝，天下承平已久，满汉矛盾虽未消弭但也趋于缓和，这时候大规模表彰前朝忠烈，用意颇为复杂。一方面，是要借褒奖忠义来激励本朝臣民的忠诚——连前朝的忠臣我都表彰，你们本朝臣子更该效忠；另一方面，也是在向天下宣示：我大清是“天命所归”的正统，所以才有资格、有胸怀来评定前朝的忠奸。用表彰前朝忠臣的方式，来证明本朝的“正统性”，这本身就是“忠义”超越一时成败的最好注脚。

这让我想起《周易》里的“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革卦的深层含义并不止于此，它同时还强调“己日乃孚”——变革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取得信任才能成功。明清易代固然可以视为一次“革命”，但清廷在近百年之后才来从容评定前朝忠节，恰恰说明“天命”不是一次性的军事胜利，而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化、来确认。这中间，忠义的价值非但没有被“天命”所消解，反而成为衡量“天命”是否真正落地的试金石。

再从殉节者本身来看。《诸臣录》中记载的许多人，选择死节时明朝早已大势已去，南明诸政权也颓势难挽，他们并非不知道“天命”可能已去。但他们的选择，不是基于对“天命”的理性计算，而是基于对“道义”的内心确认。这种确认，是超越具体政权、超越一时胜负的。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只是一姓王朝的覆灭，亡天下则是道义的沦丧。顾亭林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正是把“天下”从“国”中剥离出来，赋予其超越性的道德意涵。

我在论坛资料里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天命递嬗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道义之守却可以先于时代、超于成败。”这让我想到《庄子·天下篇》里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当“道”散落为“术”的时候，忠义也好、天命也好，都不过是不同立场的人从各自角度做出的解读。史可法在扬州城破时选择的死，清廷在百年后给予的褒奖，其实都是在“道”与“势”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政权有成败，道义不随兴亡。清廷褒奖前朝死节，说明忠义这东西，就算统治者想利用它，也不得不先承认它的存在、它的价值，最后反而证明了忠义可以超越一时胜负，成为人心中那颗不灭的“玄珠”。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这部书，表面上是清廷在为前朝评定忠奸，实际上是“忠义”这个价值系统在借清廷之手为自己立碑。乾隆想用这部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却也在无意中承认了：有些东西，比政权更持久，比天命更深沉，那就是人心深处对道义的确认与持守。

一点浅见，供楼主和诸位方家参考。## 二、以“忠”为刃：清廷对前明忠义的收编与驯化

然而，若仅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视为一部单纯的历史记忆建构之作，便失之于浅。乾隆朝此举，实则暗含更为幽深的权力逻辑：以“忠”为刃，对前明忠义进行系统性的收编与驯化。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曾言：“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耳。”此语已为清朝的正统性建构定下基调。而乾隆帝更进一步，借表彰胜朝殉节之臣，将“忠”从具体的王朝归属中抽象出来，升华为一种超越性的道德律令。换言之，明朝忠臣之“忠”，不再指向朱明一姓，而是指向“忠”这一普遍价值本身；而清朝作为这一价值的褒扬者与守护者，便自然承接了正统的地位。

此种手法，与《春秋》大一统之义一脉相承。《春秋》之旨，在于“尊王攘夷”，然其深层逻辑，恰恰是通过褒贬历史人物，确立一套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标准。清廷深谙此道：与其否定前明忠臣，不如褒奖其忠，再将这种忠诚导向一个抽象的道德高地，从而使自身的统治获得“道统”层面的护持。正如《周易·系辞》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清廷将明朝忠臣的忠节之“器”，升华为忠义之“道”，便使反清复明的具体政治诉求，失去了道德上的立足点——既然清廷亦尊崇忠义，则反抗清廷便不再必然等同于忠义。

历史不乏此类“收编”的先例。唐太宗于贞观年间修《晋书》，对王导、谢安等东晋名臣大加褒扬，而唐室与晋室并无直接的血统或法统继承关系。其目的，正在于通过表彰前代忠良，宣扬本朝对“忠”这一价值的承接，以此消解隋末群雄逐鹿所留下的正统争议。再如元修《宋史》，于文天祥、陆秀夫等南宋殉节之臣皆予彰显，然元朝统治者恰恰是迫使这些人殉节的直接原因。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实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将反抗者纳入本朝的道德表彰体系，便等于宣告——你们的忠义，只有在我朝的认可下才获得真正的意义。

然而，这种“收编”并非没有代价。对前明忠义的过度表彰，客观上也在清代士人心中埋下了“忠”之标准的种子。当后世士人读到史可法血战扬州、阎应元死守江阴的事迹时，难免会心生感佩；而感佩之余，若逢时局动荡，这种对“忠”的景仰便可能转化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尺度。乾隆帝对此并非没有警觉，故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对涉及明清易代之际的记载多有删改，对钱谦益等“贰臣”则另编《贰臣传》，以示贬斥。褒忠贬贰，两相配合，构成一套完整的道德评价体系——而这套体系，恰恰是以清廷为最终仲裁者的。

更有意味的是，乾隆帝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序言中特别强调：“夫忠臣义士，岂独胜国为然？凡有国家者，皆当有之。”此言看似泛论，实则暗藏机锋：既然“忠”是普遍价值，那么清廷亦当享有臣民的忠诚；若有人以忠明之心忠清，自当褒奖；若有人以忠明之心不忠清，则反而是对这种普遍价值的违背。此中逻辑，与《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排序不同，清廷所建构的“忠”，本质上是对既有秩序的服从，而非对抽象道义的追随。

由此观之，《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编纂，远非一项简单的文化工程。它既是历史记忆的整理，更是权力话语的布局；既是对前朝忠魂的祭奠，更是对当世士人的训诫。以“忠”为刃，收编前朝的道德遗产；以“义”为绳，束缚后世的批判精神——这或许才是乾隆帝“稽古右文”背后更深一层的用意。而此种手法，在历代王朝的正统建构中，可谓集其大成者矣。## 三、忠义之悖论：清廷表彰抗清忠臣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记忆的层累

清廷编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刻意表彰了一批曾以死抵抗清军之人的“忠义”。表面观之，此举不啻为一种政治上的自我否定：清室以武力定鼎中原，却将昔日刀兵相见的敌手奉为忠臣义士，岂非长他人志气？然若深究其里，这恰恰暴露出清廷构建正统性的精巧策略——将“忠”的对象与“天命”的归属分而论之，以普遍性的道德话语消解具体的历史对抗。

乾隆帝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序中有一番自白，可视为其内心逻辑的夫子自道：“夫以明之天下，犹我朝之天下也；明之臣子，即我朝之臣子也。各为其主，义也。”这句话的机锋在于，它将“忠”从具体的王朝归属中抽离出来，升华为一种超越性的道德原则。明臣忠于明室，犹如清臣忠于清室，二者在“忠”的抽象层面上并无高下之分。清廷表彰这些抗清殉节者，不是在肯定他们的政治选择，而是在肯定他们“各为其主”的道德姿态。换言之，清廷用“忠”的普遍性，消解了“抗清”的特殊性。

这一逻辑并非清室首创。早在元朝修《宋史》时，脱脱等人便已表彰了文天祥、陆秀夫等抗元死节之臣。《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元人修宋史，盛赞宋臣忠义，其用意与清修殉节录如出一辙：以表彰前朝忠臣来证明本朝亦崇尚忠义，从而转移华夷之辨的锋芒。历史记忆在此被“层累”地构造起来——每一代新王朝都在重写前代忠臣的故事，而每一次重写都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要。

但清廷的做法又较元人更为复杂。元代修《宋史》时，南宋已彻底覆灭，忠义之士的后裔多已凋零；而乾隆年间，距明亡尚不过百余年，民间对史可法、阎应元、陈子龙等抗清人物的记忆犹新，江南一带的私祭、野史更是不绝如缕。清廷此时推出官方版本的殉节录，实则是与民间记忆争夺“忠义”的诠释权。它要将这些抗清英雄从“反清复明”的叙事中剥离出来，重新安置在“忠君爱国”的普世框架内。史可法在官方文本中不再是抵抗清军的“南明忠臣”，而是“各为其主”的“胜朝殉节之臣”——“胜朝”二字，既承认明朝的过去时态，又暗含清朝取而代之的合法性。

这种“忠义悖论”在《贰臣传》的编纂中得到了反向验证。乾隆四十一年，清廷同时下令编纂《贰臣传》，将洪承畴、吴三桂等降清明臣钉在耻辱柱上。表面上看，这与表彰抗清忠臣自相矛盾：既然“各为其主”是义，那么降清者不过是“识天命”而已，何罪之有？但乾隆的深意恰在于此。他在《贰臣传》谕旨中直言：“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吴三桂等，皆以胜国臣僚，际时会之迁流，遂腼颜降附。若而人者，岂得谓之忠？……夫名节所关，纲常所系，岂宜稍有假借？”原来，清廷表彰抗清忠臣，是为了确立“忠”的绝对价值；而贬斥降清明臣，则是为了警告本朝臣子：背叛本朝者，将同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边是“抗清者忠”，一边是“降清者贰”，清廷用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文本，共同编织了一张忠义之网，将“忠”的道德律令凌驾于具体的王朝更迭之上。

这种历史记忆的建构，其效果远超一时一地的政治算计。它使“忠义”成为一种超历史的道德资本，任何王朝都可以从中支取合法性。但吊诡的是，这种被清廷精心培育的忠义文化，在清末却反过来成为革命者动员民力的精神资源。当革命党人重新发掘史可法、阎应元的事迹时，他们恰恰援引了清廷官方所肯定的“忠义”话语，只是将“忠”的对象从明朝置换为“汉族国家”。章太炎在《革命军序》中便以明末抗清志士为榜样，号召“为浙东诸君子之续”。清廷种下的是“忠”的龙种，收获的却是“排满”的跳蚤——这或许是乾隆当年始料未及的。

由此观之，清廷借《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所建构的，并非简单的“忠义正统”，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意义系统。它用“各为其主”的普遍伦理，吸纳了抗清的历史记忆；用“贰臣”的反面教材，强化了本朝的纲常秩序；又用“胜朝”的时空区隔，确认了天命转移的合法性。这种历史记忆的层累构造，既是对过去的重新编码，也是对未来的隐秘投资。只是历史的回报，往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兑现。正如《周易》所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忠义的种子一旦播下，便不再为播种者所专有；它在不同的时代土壤中，会生长出迥然相异的花朵。清廷对明末忠臣的表彰，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成为旧王朝自我瓦解的遥远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