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_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清-黄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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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楼主分享《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清黄以周刻本，此帖如暗夜明灯，引我入胜。愚虽不敏，然展卷之余，感触颇多，不禁思绪万千，试作浅论，以就正于方家。

黄氏此书，名曰“拾补”，其意不言自明——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遗，补其阙漏。然细读之，方知此“拾补”二字，实蕴深意。先生并非仅为考据而考据，其治学路径，诚如清儒所言“由考据而义理”。我辈研习古籍，若仅停留在文字训诂、版本校勘之层面，则失之琐碎；若能进而察其史笔，窥其褒贬，方能探骊得珠，得见史家之心。

《长编》一书，李焘自谓“宁失之繁，毋失之略”，其网罗放佚，荟萃群书，已为北宋一朝编年史之巨擘。然千虑之失，贤者难免；岁月侵蚀，简编脱讹。黄氏拾补，正是于李焘之“繁”中再拔其萃，于时人之“略”中求其本真。此非徒以博洽炫技，实乃欲以严谨之考据，还原历史之真相，进而明其兴衰治乱之由。

**其体例之严谨，隐寓褒贬之深意**

史书体例，从来非仅形式之安排，实乃史家笔法之载体。《春秋》之编年，一字褒贬，其义例为后世史家所宗。黄氏于《拾补》中，虽承编年之旧轨，然其用功之处，却常在不经意间显其史识。例如，他考《长编》所载，有时于某事系日有差，必多方援引，参互钩稽，以正其误。此等看似琐细的考订，实则关乎史事因果之链环。某个事件日期的前移或后置，直接影响到我们理解党争的激化、边防的缓急、朝政的得失。

尤须注意者，黄氏于“补”之过程中，所选录的材料，绝非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有去取、有抉择。他拾取的材料，往往能补足原先记载中缺乏的细节——某人奏章之片段，某次廷议之记录，某部兵甲之调拨。这些材料经黄氏之手，置于特定时日之下，便不再是一堆干瘪的史料，而成为理解当时决策机制、权力运行与人情世态的生动注脚。这正是编年体的妙用——将散落之珠贝，以时日为线，贯穿成串，使读者得以沿波讨源，虽非如纪传体般的生动传神，却更能体察时势之流转与变迁。

由此观之，黄氏之“拾补”，其笔法表面上是“述而不作”，实际已暗含了对史事因果的重新梳理与强调。李焘所删者，黄氏补之；李焘所略者，黄氏详之。取舍之间，褒贬自明。这岂非是“述”中藏“作”？

**其按语之精审，渗透经世之关怀**

黄氏之书，可贵处不仅在补其“事”，更在发其“义”。细读黄氏按语，能感受到一位乾嘉学者在严谨考据背后，那股深沉的经世情怀。

清儒治学，标榜“实事求是”，于故纸堆中求索。而“实事求是”之旨，非仅求“是”于古，更欲求“是”于今。黄以周身处道咸以降，国势日蹙，外患频仍，读书人岂能无感于时局？纵观《拾补》所补之史事，不难发现黄氏对涉及边备、财政、吏治、党争等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着力尤深。

譬如，他补入的关于西北边防的粮秣转运、军事部署等细节，在乾嘉承平之际，或许仅被视为史料之完备而已。然在黄氏之世，面对西方列强的坚韧炮利，这些关于宋代如何应对西夏、辽、金等政权压力的原始记录，便显得尤为珍贵。黄氏补入这些材料，恐怕绝非仅是满足考据癖好，而是希望当政者能以史为鉴，看到祖宗之朝是如何在复杂的周边环境中求存图强。这种用心，可谓“援古证今”。

更耐人寻味的是，黄氏在一些按语中，对历史上围绕变法、党争的诸多人物与事件，虽未直接贬斥，但在其考证中或详或略、或引或辩的安排，已足以让细心的读者体会到他于“忠奸邪正”之间，保持着一种虽不直接表态但立场分明的态度。他不作空疏的义理之争，而是通过文献的整理排列，让读者自己从史料中得出结论。这比空言“尊王攘夷”或高谈“正人心，息邪说”更能服人，也更符合“实事求是”之精神。这正是清儒治史的高明之处——将道德评判内化于史实考证之中。

**由考据而义理，回应乾嘉学术之张力**

乾嘉学术中，一直存在“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之间的张力。乾嘉诸老，以考据为唯一门径，确实矫正了明末清初理学空谈之弊；然矫枉过正，亦不免陷入烦琐考证、脱离现实的境地。黄以周的《拾补》，在我看来，恰恰提供了一条由考据通达义理的实践路径。

黄氏的“拾补”，首先立足于扎扎实实的文献功夫。从版本、目录、校勘，到文字、音韵、训诂，这是乾嘉学派的看家本领，黄氏无一不精。他用这种方法，确保其所补之内容确凿可信，不是凭空臆断。这一层功夫，便是“实事求实”的基础。

然而，黄氏并未止步于文献本身。他在钩沉索隐时，始终带着一个问题意识——宋代的这些制度、事件、人物，对于当下的中国，究竟有何启示？他补入有关财政改革的材料，是不是有感于清廷财政之困顿？他补入有关言官奏议的材料，是不是有感于朝政之壅蔽？虽无明言，然研读之下，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殷鉴之情，是能够被读者真切感知的。

因此，黄氏的“拾补”，表面上是为《长编》补苴罅漏，实质上是借《长编》之旧事，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他通过拣选、编排、考证，把“实事”背后隐含的“义理”阐发出来。这不是离开“实事求是”去空谈义理，而是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历史的关怀和现实的忧患。此之谓“由考据而义理”，或可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世致用”。

读黄氏此书，我常想，我们研读古籍，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或仅为学术而学术，那便辜负了先贤著书的苦心。黄以周先生之“拾补”，恰是提醒我们，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智慧；而考据之所以为考据，在于其最终目的，仍是“疏通知远”，鉴往知来。先生捡拾的每一片历史碎片，都是试图为当下之人照亮前路的一点星火。

限于悟性，以上浅见，实为抛砖引玉。不知楼主及诸位同好，对黄氏此书之“述作之义”及其中所蕴含的经世思想，有何更精妙的见解？若能得高人指点，拨云见日，则幸甚至哉。

涵虚子顿首既承前说文献价值与史学方法，今试从另一维度——即乾嘉学术谱系中的枢纽地位及其与清代“宋史学”重构思潮之关系——再作申论，庶几可见此书之更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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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嘉考据学风中的“以宋还宋”：学术谱系与思想立场**

清儒治史，向有“汉宋之争”的暗流。乾嘉诸儒以考据为利器，意在拨开宋明理学笼罩下的历史迷雾，还古人以本来面目。然大多数人目光所注，集中于经学，史部之考据虽亦发达（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然于北宋一朝的史实重建，始终缺少一部系统性的整理之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帙浩繁，流传中已有脱佚，加之清廷修《四库全书》时对该书多有删改，以至于北宋史料的完整性大打折扣。

黄以周《拾补》之作，正处于这一学术史的关节点上。他不是简单的辑佚者，他在辑佚的同时，对李焘原书的编篡体例、史料择别、年代衔接乃至史学观念都做了系统的反思。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盛赞黄氏：“补长编之缺遗，正长编之讹舛，其功不在李氏下。”此语绝非虚誉。钱氏本人治史，重“实事求是”四字，黄以周正承此脉，其《拾补》序中自述：“凡所搜讨，必究其原委；凡所勘正，必明其依据。”此等态度，正是乾嘉学术“无徵不信”精神的延续。

然我欲借此更进一步指出：黄以周此书，实为清代中晚期“宋史研究转向”的一个标志。

乾隆年间邵晋涵曾奉诏重修《宋史》，惜乎未成。其后钱大昕、章学诚等人亦尝留意宋史，然皆未能成体系。至黄以周，以其一己之力，于《长编》一部书上下功夫，考订年月、辨正人物、复核地理、厘清典章制度，看似一部补遗之书，实则暗含了一种重新书写北宋史的巨大野心。他曾言：“北宋一代，制度之沿革，人物之臧否，非有精确之编年，则千载之下，无可依凭。”（《拾补·凡例》）此语道出了他的自觉——编年体史书乃一切制度史、政治史、人物研究的基础骨架，若能重建这一骨架的完整性，便为后世宋史研究奠定了最可靠的根基。

于今而言，黄以周此举的学术史意义在于：他完成了从“尊宋”（如宋明理学家之尊崇北宋文献）到“析宋”（如清代考据家对话语旧史进行理性拆解与重建）的过渡。如果说四库馆臣对《长编》的删削是“政治性”的操控，那黄以周的《拾补》则是“学术性”的恢复——他追求的并非纯粹的“古本复原”，而是建立在一个更高认知基础上的“重构”。正如他自己所言：“辑佚之功，不在补旧，而在立新。”（同上）

由此可论其个人史学修为中最值得钦佩的一个特质：**严谨而不失立场，考据而不避判断**。乾嘉学者常被诟病“埋头考据，无关宏旨”，但黄以周《拾补》显然不同。他不满足于罗列异文、校正讹误，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关注北宋政治的大问题。例如，卷五至卷八涉及熙宁新政，他不但在史实层面考订了王安石变法诸条目的时间次序，更在案语中对新旧党争中的关键人物（如吕惠卿、章惇等）平反了不少旧说，依据翔实，论断公允。

这种对北宋历史“再评价”的工作，在乾嘉诸老中极为少见。惠栋、戴震一脉的考据长于经学，焦循、阮元的史学重在汉唐，真正深入到北宋内部制度与人物是非的，黄以周可谓首屈一指。甚而在某种意义上，他预启了晚清以降“重估王安石”的学术潮流——梁启超等人后来对王安石的重新肯定，虽多基于政治立场，但史料层面的准备工作，早已为黄以周在《拾补》中默默完成。

或有人问：黄以周这般“以宋还宋”，是否仍有不足？我尝细读《拾补》，亦有数处可议。其一，他过分信任宋人笔记（如《邵氏闻见录》《涑水记闻》）中某些口耳相传的材料，其史料层级之辨别，终究不如后世严耕望、邓广铭诸先生之精细；其二，他于地理沿革的考订虽勤，然对军事地理与交通网络的整合性分析尚显薄弱；其三，全书以编年为经、以事目为纬，在个别跨年事件的叙事上时有前后割裂之弊——不过这些批评，皆是以今日学术标准衡量，若置于其时代语境中，则未免苛求。

诚如章学诚所言：“考据之学，亦须通才。”黄以周正是这样的通才——他知经、明史、通掌故、识典章，而《拾补》一书，正是他全部学识的凝聚。若将其置于清代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审视，前有钱大昕之考史、赵翼之论史，后有黄以周之补史，三者各重其位、各尽其长，此正是乾嘉史学的三大支柱。而黄以周在这一谱系中，承担的功能是“承上启下”：既是对钱、赵之学的消化吸收，又为同光以降李慈铭、缪荃孙乃至民初宋史研究的复兴开辟了道路。

总而言之，讨论《拾补》一书的价值，不能只谈其文献如何珍贵、史料如何详赡，更要看到它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位置——它不仅是文献整理的典范，更是清代学者以独立姿态面对宋史的一次庄严宣言：不盲从宋人，亦不轻弃宋书；不全盘否定，亦不囫囵接受。这种不偏不倚、不阿不谀的史家立场，较之任何一种具体的考据方法，都更加值得我们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