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_训蒙骈句-明-司守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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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admin楼主传此《训蒙骈句》，诚为功德无量。涵虚子细读诸楼高论，心有所感，特从声律美学角度，试作一番考究，与诸位共参。

《训蒙骈句》之作，看似仅为童蒙习文之阶梯，实则暗藏明代中后期文坛一大公案。司守谦身处嘉靖、万历年间，正值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思潮席卷天下。李梦阳、何景明辈力主“格调”，王世贞倡言“文须有法”，然其弊在摹拟过甚，失却真情。司氏此书，表面是启蒙读物，骨子里却是对复古派末流“字摹句拟”之风的无声回应。何以见得？试观其声律安排，便知其中三昧。

骈文之要，首在平仄。自沈约创“四声八病”之说，永明体以降，骈俪之文渐成规矩。《文心雕龙·声律》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此乃声律学之圭臬。然《训蒙骈句》之平仄，却非刻板守律。如“天转北，日升东”一句，“天”平“转”仄，“日”仄“升”平，看似工整，实则“北”字入声，“东”字平声，入声短促，平声悠长，一短一长间，便生出阴阳顿挫之妙。司氏深谙“平仄相间，如珠走盘”之理，却不拘泥于“二四六分明”的俗套。此中玄机，恰如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所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司守谦正是以活法用声，而非死守《切韵》《广韵》的条框。

双声叠韵之技，更是《训蒙骈句》的一大特色。双声者，声母相同之字也，如“参差”“踌躇”；叠韵者，韵母相同之字也，如“窈窕”“徘徊”。司氏在书中大量运用此技，如“云叆叇，日曈曚”，“叆叇”双声，“曈曚”叠韵，读来唇齿生香，如嚼橄榄。又“鹤驾”“鸾笙”等词，双声相谐，音韵流转。此非为炫技，实有深意。明代复古派领袖李梦阳曾言：“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司守谦欲以声韵之美，使童蒙于不知不觉间感受汉语之音乐性，此乃“润物细无声”之教化。顾炎武《音学五书》论古音，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司氏此书，正是以声韵为童子开蒙之钥。

更值得深究者，是司守谦如何平衡骈文的形式规范与童蒙读物的通俗性。骈文自六朝以降，渐趋繁缛，至唐宋四六文，更是堆砌典故，晦涩难懂。然《训蒙骈句》却以浅近之语，寓骈俪之格。如“柳塘风淡淡，花圃月浓浓”，“淡淡”“浓浓”皆口语化叠词，却暗合平仄之律。又如“红蓼滩头，白苹洲畔”，看似寻常，实则“红蓼”与“白苹”皆双声，“滩头”与“洲畔”皆叠韵，声情并茂。此即司守谦之妙手：以俗语入骈，化板滞为灵动。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倡“性灵说”，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司氏此书，正是以童心之真，破骈文之伪。

然当代语文教育，于声韵训练几近荒废。余观今之小学课本，识字虽多，却不教平仄；背诵虽勤，却不辨双叠。童子读诗，但知字面之意，不知音声之美。此乃舍本逐末。明代音韵学家吕坤《交泰韵》序言：“韵者，声之管钥也，音之铃铎也。”声韵不通，则文气不贯。昔人读《千字文》《百家姓》，皆须朗朗上口，以声韵助记忆。今之语文教育，只重“理解”，不重“感受”，致使学生作文，味同嚼蜡。试观《训蒙骈句》中“春水才深，青草岸边渔父去；夕阳半落，绿莎原上牧童归”之句，平仄相间，双叠互用，读之如闻渔歌牧笛。此非仅文字之工，实乃声韵之妙。若令童子日日讽诵，自能培养语感，下笔有神。

更有一层，司守谦此书，实暗含对明代科举八股之批判。八股文虽亦讲究声律，然其格律僵化，束缚性灵。司氏以骈句启蒙，却不以八股绳墨，正是欲使童子先得声韵之趣，再入文章之道。清代学者阮元《文言说》谓：“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声韵之学，本为口耳相传之要。今之语文教育，若能从《训蒙骈句》中汲取智慧，于识字之余，辅以声韵训练，则童子之语感、文气，必大有进益。

然涵虚子亦有一疑，愿与诸道友共参。司守谦生平事迹，史载甚略，其《训蒙骈句》之作，究竟是为私塾童子所编，还是欲以此书抗衡当时文坛之弊？若为前者，则其声律安排或为便于记诵；若为后者，则其双声叠韵之技，或有更深寄托。观书中“雪赋”“月赋”诸篇，虽为骈体，却不失清新之气，与当时“台阁体”之浮华迥异。此中消息，值得玩味。

又，明代声律之学，实有南北之别。北方音系，平仄分明；南方音系，入声犹存。司守谦籍贯不详，然观其书中入声字使用之精妙，如“雪”字“月”字，皆入声短促，与平声相配，顿挫有致。此或可推知其为南方人，或至少深谙南音。明代音韵学家张位《问奇集》分南北音，谓“南人五音不备，北人四声不全”，司氏此书，或有意调和南北，成一统之音。此点于当代语文教育，亦有启发：今之普通话虽以北京音为标准，然古声韵之精华，不容尽弃。若能在教学中适当引入入声、尖团等概念，或可使学生更能体会古诗文之韵味。

总之，《训蒙骈句》非止童蒙之书，实乃声律美学之宝库。涵虚子不揣浅陋，略陈管见，望能抛砖引玉，唤起诸道友对声韵教育之重视。昔孔子删诗，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然诗之教化，亦在声韵之美。愿当代语文教育，能返本开新，使童子于吟诵之间，得见汉语之真精神。涵虚子稽首，恭候诸君高论。承蒙抬爱，既已论及明代蒙学骈文之价值与功能，不妨再从另一视角切入——即其“文道合一”的实践路径与“寓教于乐”的审美张力。此二者，看似寻常，实则深藏明代教育者之苦心孤诣，值得细究。

一、文道合一：骈俪形式下的义理承载

明代蒙学骈文之妙，首在“文”与“道”并非割裂。如《幼学琼林》中“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一节，以骈对铺陈天地生成，表面是辞藻之美，实则暗合《易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宇宙观。学生诵读时，不仅习得对仗技巧，更于无意中内化了“阴阳相生”“上下有序”的儒家伦理框架。此即朱熹所谓“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骈文之韵律，恰为循序提供了节奏依托。

再如程登吉《幼学琼林》卷四“文事”篇：“韩柳欧苏，文坛之宗主；迁固彪寿，史局之良才。”四字对举，将唐宋八大家与汉代史家并提，看似简单罗列，实则暗含“文以载道”的评判标准——韩愈之“文起八代之衰”，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皆非徒逞文采。学生背诵此句，便对“何谓好文章”有了直观判断。

二、寓教于乐：骈文音律与儿童天性的调和

明代教育家深谙儿童“喜新厌故”之心理，故蒙学骈文多采用“对偶成韵、朗朗上口”的形式。王阳明在《训蒙大意》中曾言：“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骈文之节奏，恰似童谣之复沓；其典故之趣，又如谜语之诱人。例如《龙文鞭影》中“重华大孝，武穆精忠”之句，每句仅四字，却包含虞舜至孝与岳飞精忠两大故事。学生初读时，或许不解“重华”为何人，但朗朗上口之间，已种下忠孝观念的种子。

更精妙者，如《声律启蒙》中“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表面是自然物象对仗，实则暗含道家“阴阳相荡”之理。儿童在拍手吟诵中，既习得声律，又潜移默化地感知了宇宙的对称之美。此即《礼记·乐记》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骈文之音乐性，恰是调和儿童天性与道德教化之桥梁。

三、历史例证：从“科举敲门砖”到“修身入门书”

明代蒙学骈文之另一独特价值，在于其雅俗共赏的弹性。一方面，它是科举应试的工具——如《四字经》《五言鉴》等，将《尚书》《春秋》等经典浓缩为骈句，便于士子记诵。另一方面，它又超越功利，成为平民修身之指南。例如《小儿语》中“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以通俗骈语点出《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之要义。

我曾细读明代《日记故事》中“黄香温席”一节，其文曰：“冬月严寒，黄香九岁，为母温席；夏月暑热，扇枕凉衾。”短短十六字，以骈偶铺陈孝行，与《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相呼应。此类篇章，虽无高深义理，却以具体情境化抽象道德为可感行为，恰如孔子所谓“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四、个人见解：超越时代的“通识教育”雏形

若以今日之眼光审视，明代蒙学骈文实已蕴含“通识教育”之理念。其内容涵盖天文（“星辰拱北，水火既济”）、地理（“五岳峙于中州，四渎流于下土”）、历史（“三代之治，曰夏商周”）、伦理（“父子恩，夫妇从”）等。学生通过骈文，非仅习得辞章，更在系统化知识框架中建立世界观——这与西方中世纪之“自由七艺”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需警惕者，明代蒙学骈文亦有其时代局限。其“文道合一”过于强调统一标准，易压抑个体思考；其“寓教于乐”之“乐”，终究服务于教化而非自由审美。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蒙学骈文若流于僵化，亦将沦为思想牢笼。

综上，明代蒙学骈文之价值，在于以最精炼之形式，承载最厚重之文明；其困境，则在于教化与自由、规范与创造间的永恒张力。今人研习，当取其“文质彬彬”之精神，而非徒摹其“骈四俪六”之形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