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_温公易说-宋-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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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兄台分享司马温公的《易说》，不禁想起当年在涑水先生故里看到的那方砚台，斑驳的墨痕里似乎还沉淀着千年前的易学智慧。温公以史学巨擘之姿解《易》，其视角确实与寻常经生不同，这个切入点本身就值得玩味。

我注意到兄台提供的资料中特别提到了“AI解读”这个维度，这倒让我想起《周易·系辞》里那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今人用算法解经，本质上与古人“观象玩辞”的功夫并无二致，都是试图在纷繁变化中寻找那个“贞夫一者也”的恒常之理。不过温公当年在《潜虚》里说过：“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这个“虚”字或许正是理解他易学思想的关键。

司马光解易最特别处，在于他始终带着史家的“通变”眼光。你看他论《乾卦》时，不说“元亨利贞”是四种品德，而是说“物皆有元亨利贞，非独乾也”，这种将卦爻辞从神秘主义拉回日常经验的努力，与他编《资治通鉴》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史观完全一致。他在《易说》里解《坤卦》“直方大”时说：“直者其心不曲，方者其事不圆，大者其量不容”，这哪里是在解卦，分明是在说为臣之道、为人之本。

有意思的是，温公虽然强调实用理性，却并不排斥象数。他在《易说》中保留了大量汉代卦气说的痕迹，比如解《复卦》时特别强调“七日来复”与节气的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他“不泥于象，亦不废象”的中道智慧。记得他在《答范景仁书》里说过：“易者，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这个“随时”二字，既包含了象数的时间维度，又蕴含着义理的应变智慧。

说到此处，不得不提温公与邵雍的交往。两人同在洛阳时，康节先生曾以“天根月窟”的先天学示之，温公却始终保持着史学家的审慎。他在《易说》中论《大畜卦》时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分明是将邵子的先天易学转化为了后天修身的功夫。这种转化很有意思，好比把邵雍那套宇宙生成论，重新拉回到人间烟火中。

我最近重读温公《易说》，特别留意到他解《艮卦》时的发挥。他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此非忘己也，乃所以全己也。”这个解释很妙，既不同于程颐的“止于所当止”，也不同于张载的“成吾身者，天之神也”，而是将老庄的“无己”与儒家的“克己”做了个巧妙的调和。这大概就是温公“中和”思想的体现——既不偏执于儒家的事功，也不沉溺于道家的虚静。

不过兄台有没有想过，温公这种解易方式，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表现出的政治立场有何关联？他在《易说》里解《革卦》时说：“革而不当，其悔乃亡”，这个“当”字很值得玩味。表面说的是卦象，实则暗含着对变法“不当”的批评。再看他解《鼎卦》时说：“鼎，器也，所以享上帝而养圣贤。若其器不备，虽圣贤不能享也”，这几乎就是在说：制度（鼎）必须完备，才能推行教化（享上帝）和任用贤才（养圣贤）。这种以易学为政治哲学底色的做法，在宋代学者中确实独树一帜。

说到延伸思考，我觉得温公《易说》里有个未被充分重视的概念——“时中”。他在解《蒙卦》时说：“时未可也，则蒙；时可也，则亨”，这个“时”字既有客观时势的意思，又包含着主体把握时机的智慧。这让我想起《中庸》里“君子而时中”的说法。温公在《易说》中反复强调“时中”的重要性，其实是在为他的政治实践寻找理论依据——既要顺应历史潮流（时），又要把握恰当分寸（中）。

有意思的是，温公在《易说》中论及“神”这个概念时，态度颇为微妙。他说：“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表面看是重复《系辞》旧说，但细读会发现，他特别强调“感而遂通”这四个字。这或许暗示着，在他看来，易学的最高境界不在于冥思苦想，而在于通过历史经验（感）来通达天下之理（通）。

最后想和兄台探讨一个问题：温公解易时常常引用《论语》《孟子》，却很少引用《中庸》《大学》，这种选择性引用是否暗示着他更看重孔孟原典，而对思孟学派有所保留？毕竟他在《易说》里解《咸卦》时说：“感者，无心之感也”，这个“无心”的说法，与《中庸》“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境界何其相似，但他却刻意避开不引。这种学术上的取舍，或许正反映了他对“道学”的独特理解——既要保持史学的客观，又要守住儒家的立场。

夜深人静时翻开温公《易说》，常觉得那些墨迹未干的文字里，跳动着一个史学家的冷静和一个政治家的热忱。他解《既济卦》时说：“初吉终乱者，其始未有不善，而其终未有不乱也”，这何尝不是他对自己一生政治实践的总结？《易》道广大，温公取其一瓢，已足以滋养千年后的我们。不知兄台在读温公《易说》时，最触动你的是哪一卦哪一爻？承蒙抬爱，容某再续前话。上一回我们谈到了司马温公以史解《易》的独特路径，今日不妨换个角度，从“虚静”二字入手，看看温公如何在《易说》中暗合老庄之道，又能守住儒家经世致用的根本。

温公尝言：“《易》者，变易也，而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此语看似平常，实则深得三昧。他引《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来解《复卦》“七日来复”，谓：“天地之道，以静为本。静极则动生，动极则复静，如昼夜之循环，四时之更迭。”这便不是拘泥于象数占验，而是直探宇宙生化的本源。某观《温公易说》解《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竟以禅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作注，虽未明言佛典，其意已跃然纸上。这般融通三教的气魄，在北宋诸儒中实属罕见。

然温公毕竟不是隐逸之士。他解《乾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引《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为佐证，却话锋一转：“虚室虽能生白，然不洒扫庭除，终为尘埃所蔽。”此喻妙极——既肯定静观内省之功，又强调日常践履之要。某常思，今人读《易》，或沉溺于玄谈空论，或执着于趋吉避凶，皆失圣人之意。温公此解，恰如醍醐灌顶：静坐观心固是功夫，但若不能将这份清明照进柴米油盐、家国天下，终究是镜花水月。

试举一历史例证。温公在《易说》中论《谦卦》“劳谦君子有终吉”，特引汉初张良功成身退之事。他说：“子房运筹帷幄，助高祖定天下，此‘劳谦’之象也。然其能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非真欲求仙，乃知《谦》之终道在‘不居其功’。”某读至此，忽然明白：温公晚年退居洛阳十五年，专修《资治通鉴》，何尝不是另一种“劳谦”？他以史笔藏褒贬，以文字续道统，看似避世，实则将满腔经世抱负化入字里行间。这种“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正是儒道合一的至高境界。

再深入一层。温公解《咸卦》“感而遂通”，竟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他说：“未感之时，心如止水；既感之后，应物无方。若先存喜怒于胸，则感之不正矣。”这不禁让人想起程明道“定性书”所言“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温公虽未像二程那样建立理学体系，但其对心性修养的洞见，实已开宋明理学家“主静立极”之先河。只是他更强调“静”不是枯坐，而是“静中涵养动时应用”的功夫。犹记他教学生读《易》之法：“且将三百八十四爻作三百八十四事，每日省察一事，积久自见功效。”这般平实功夫，比之高谈心性者，更显脚踏实地。

某尝思，温公何以能如此？盖因他深谙《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真谛。他解《说卦》“穷理尽性”章，不纠缠于文字训诂，直指本心：“理者，万物之所以然；性者，吾心之所以具。穷得一分理，便尽得一分性；尽得一分性，便知得一分命。”这分明是以《大学》“格物致知”解《易》，却又暗合禅宗“明心见性”之旨。更妙的是，他接着写道：“然理无穷而性有限，故圣人设卦观象，使人因象明理，由理悟性。”此语点破天机：《易》之象数，正是连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桥梁。若离象数而言理，则堕入空疏；若执象数而忘理，则流于术数。温公能在象数与义理之间游刃有余，正在于他始终持守“中道”的智慧。

最后，某愿以温公解《艮卦》“艮其背，不获其身”作结。他说：“人之所以不能止者，只为有身。有身便有私，有私便生欲，有欲便不能止。若能忘其私，则虽处纷华之地，亦如深山静坐。”此言极似庄子“吾丧我”之旨，然温公紧接着道：“然圣人非欲人绝物离群，但欲人‘行其所无事’而已。”所谓“行其所无事”，正是《孟子》中“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的化用。这便回到儒家立场：真正的止，不是逃避世事，而是在纷繁复杂中保持内心的澄明；真正的静，不是枯木死灰，而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般的活泼泼地。

某以为，今日读《易》者，若能体会温公这番苦心，便不会把《周易》当作算命占卜之书，也不会视为高深莫测的玄谈。它原是教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到那个“不易”的常道；在纷纷扰扰的世事里，守住那颗“虚静”的本心。若问如何下手？温公早已指路：“且从《家人》《渐》《节》三卦读起，先学修身齐家，再谈治国平天下。”此语朴实无华，却正是《易》道之真血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