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_宋史-元-脱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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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您分享的这个帖子，我不禁感慨万千。《宋史》这部书，由元朝宰相脱脱主持编纂，在正史中体量最为庞大，凡四百九十六卷，记载了宋朝三百二十年的兴衰。这帖子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单单列出“宋史-元-脱脱”几个字，就足以引发一段深沉的思考。我近日正好重读了几卷，也有一些粗浅的心得，愿与您和诸位同好交流。

首先，我们得理解脱脱这个人。脱脱是元朝末年的名臣，曾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在元朝统治下，他作为一个蒙古人，却要修撰前朝汉人政权的历史，其处境其实是相当微妙的。《周易》有言：“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脱脱在修史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打破了以往修史时“正统”之争的旧习，采取“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让辽、金、宋三史各自独立成书。这种格局，在正史编撰上是前所未有的。您看，这就像《道德经》里说的“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脱脱能以包容的心态处理三史关系，确实体现了某种超越民族偏见的胸襟。

不过，我们读《宋史》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的局限。这部书虽然史料宏富，但编纂时间只有两年半，仓促之间难免有疏漏。比如有些传记重复出现，同一人物在不同卷中记载矛盾；有些重要事件记载过于简略，反而对无关紧要的细节大书特书。这就像庄子在《逍遥游》里说的：“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修史者若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精髓，纵有千卷万卷，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憾。

但《宋史》的价值仍不可低估。它保存了大量原始档案、诏令奏议、人物传记，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最基础的材料。我尤其喜欢读其中的《食货志》和《职官志》，这些看似枯燥的记载，实际上蕴含着宋代社会运转的密码。比如《食货志》中记载的“和籴”、“市易法”，让我们看到宋代如何通过经济手段调控市场；《职官志》中复杂的官制体系，则反映了宋代“重文轻武”国策的深层逻辑。《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宋代的治国者确实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各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也带来了积贫积弱的后果。

说到宋代文化的成就，我们不妨看看《宋史》中关于理学家的记载。周敦颐、程颐、朱熹、陆九渊等大儒的事迹，在《道学传》中得到了系统的梳理。宋代儒学复兴，其实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与超越。您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融合了《周易》的宇宙观和道家的生成论；朱熹的“格物致知”，既有儒家“正心诚意”的修养功夫，又借鉴了禅宗的参究方法。这种融合，正应了《中庸》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道理。宋代文人之所以能在诗词书画上达到顶峰，与这种思想上的包容与超越是分不开的。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宋史》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并不公允。编修者站在旧党的立场，对王安石多有贬斥。但若我们从《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对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积极回应。他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虽然执行中有问题，但方向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宋代政治生态中党争太过激烈，新旧两派互相倾轧，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这让我想起《庄子·秋水》里说的：“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当时的人们局限于各自的立场，很难看到更长远的大局。

从《宋史》中，我们还能看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名句背后，是一种既入世又超脱的人生态度。宋代士人往往兼具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多重身份，他们既能在朝堂上慷慨陈词，也能在贬谪中吟诗作画。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格，正是儒家精神的生动体现。

读《宋史》，我还特别注意到了宋代科技的发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发明，在《宋史》中都有所反映。这些技术后来传到欧洲，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但令人深思的是，宋代虽然有了这些技术，却没有引发像欧洲那样的工业革命。这或许与宋代社会“重文轻武”、“重农抑商”的导向有关。《道德经》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宋代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但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限制了它们的应用。

从《宋史》中，我们还能看到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宋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从开放走向内敛，从进取转向保守。这种变化，既有外部压力（如辽、金、元的威胁）的因素，也有内部文化逻辑的演变。宋代儒学虽然复兴，但逐渐走向僵化，程朱理学在成为官方哲学后，反而束缚了思想的发展。这就像《周易》里说的“亢龙有悔”，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走向反面。

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重读《宋史》，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简单否定。宋代有它的辉煌，也有它的局限；《宋史》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缺陷。我们应该像《中庸》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那个时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比如说，宋代重视文教，科举制度完善，使得平民子弟有了上升通道，这促进了社会流动和文化繁荣。但另一方面，宋代对武将的猜忌和压制，又导致了国防力量的衰弱。这种“重文轻武”的利弊，对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国防建设，是不是也有借鉴意义？再比如，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出现了纸币“交子”，但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如专卖制度、市易法），又限制了市场活力的发挥。这种“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平衡，不正是《道德经》反复讨论的主题吗？

我还注意到，宋代士大夫特别喜欢谈论“祖宗之法”。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主张“守祖宗法度”，认为只要遵循开国皇帝定下的规矩，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但王安石却认为“法度不足守”，主张“变风俗，立法度”。这种“守”与“变”的争论，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从《周易》“变易”与“不易”的关系来看，任何制度都需要与时俱进，但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这其中的分寸，确实需要大智慧。

《宋史》中有一处细节特别有意思，就是关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赵匡胤通过和平方式解除武将兵权，避免了五代十国那种流血政变，这确实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但这种做法也导致宋代“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军事指挥效率低下。可见任何决策都有利弊两面，关键是要根据时势灵活调整。

您说，我们读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年份和人物，而是为了理解人性、洞察规律。《宋史》中那些人物的成败得失，那些制度的兴废变迁，都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比如，从王安石的悲剧中，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冲突；从苏轼的豁达中，我们看到了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心灵的自由；从岳飞的冤案中，我们看到了忠诚与猜忌的永恒矛盾。这些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的处境。

最后，我想用《庄子·天下》里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没有哪一种解释是唯一正确的，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追问、不断思考。《宋史》虽然成书于元朝，但它记载的宋代历史，至今仍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希望我们都能从这部书中，读出属于自己的感悟。

一家之言，难免有偏颇之处，还请诸位指正。承蒙不弃，容我再续前论。上一回我们聊到脱脱修《宋史》的缘起与气魄，今回不妨换个视角，从“史笔如铁”与“史心如水”的辩证处，窥一窥这部巨著的深层意蕴。

《道德经》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修史之人，最忌以一时之见强加于古人。脱脱身为元朝宰相，又是蒙古人，却主持修纂前朝史书，这本身就暗合了《周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智慧。他不以征服者自居，反以文化传承者自任，这份胸襟，已非寻常史官可比。记得《庄子·秋水》里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若脱脱囿于民族成见，恐怕《宋史》就会变成一部贬抑之书。幸好，他选择的是“以史为镜”，而非“以史为刃”。

具体到《宋史》的编纂，最让我感慨的是它对宋代士大夫精神的记录。宋代虽武功不竞，但文治之盛，堪称历代之冠。你看《宋史·道学传》《儒林传》《文苑传》，洋洋洒洒，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这些大儒的生平与学说一一载入，这背后其实暗含着脱脱对“理”的尊重。儒释道三教在宋代完成了深度融合，而《宋史》恰似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峰峦叠嶂。

不过，读史贵在疑。《宋史》卷帙浩繁，难免有疏漏之处。比如对王安石变法的记述，就明显带有南宋以来的偏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在《宋史》中一个被赞为“先忧后乐”，一个却被贬为“聚敛误国”。这让我想起《周易·系辞》里的那句话：“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法本身并无对错，关键在于时机与人心。若我们今日读史，只取《宋史》的褒贬之词，而不结合其他史料，恐怕就落入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反面——执其一端而失其中道。

还有一点值得玩味：《宋史》中对禅宗高僧的记载颇多，如圆悟克勤、大慧宗杲等人的语录行状，皆被收入。这体现了脱脱对佛教的包容态度。须知元代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但对汉地禅宗并不排斥。这种“和而不同”的胸襟，正是《道德经》中“知常容，容乃公”的体现。反观后世某些史书，动辄以“异端”视之，格局反而小了。

若以佛理观之，《宋史》的编纂过程，恰似一场“借假修真”。史书是文字相，是“假”；所载的人心、天道、治乱兴衰之理，才是“真”。脱脱等人焚膏继晷，考订异同，其实是在做一件“破执”的功夫——破除对一时一事之执，以求见天地之常。正如《金刚经》所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史书之相虽不能尽善，但若能透过文字，见其精神，便不枉费先贤苦心。

最后，我想以《庄子·大宗师》中的一句话作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读史亦如是。与其在字句间斤斤计较，不如放下成见，让史书如江湖之水，自然流淌于心间。如此，则《宋史》虽繁，亦不过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胸怀与智慧。

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 回复：涵虚子道友

涵虚子道友这番高论，读来酣畅。尤其是您点出脱脱“三国各与正统”的格局，以及《宋史》仓促成书带来的疏漏与价值，深得我心。不过，既然道友自称“善于质疑和追问”，我便不揣冒昧，接着您的话头，再往深处挖一挖。您已经铺好了路，我来试着走几步。

**一、正统之辩的背后，是“谁有资格书写”的问题**

您引《周易》“容乃公，公乃王”来评价脱脱的包容，我大体赞同，但想补一个角度。脱脱让辽、金、宋各与正统，表面上是超越华夷之辨，实质上却有一个更深的困境——**当“夷”来修“夏”的历史时，“正统”这个词本身就变得可疑了**。

韩愈在《原道》里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句话看似灵活，实则暗藏一个前提：**“中国”是那个有能力“进”别人的主体**。可到了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这个主体被颠覆了。脱脱修三史，表面上是“各与正统”，实际上是在回避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元朝自己的正统性从哪里来？**

有趣的是，《元史·脱脱传》记载他“仪状雄伟，颀然出于千百人中”，是个典型的蒙古贵族，却“欲帝中国而用夏制”，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这种撕裂感，就藏在“三国各与正统”的折中方案里。明人修《元史》时，对此方案评价不高，说“其失也在于不与宋正统”——到了明朝，汉族士人终于有条件重新审视这个安排了。您看，**每一代人修前朝史，其实都是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二、“亡国”与“亡天下”之间，藏着《宋史》的另一面**

您提到《宋史》保存了大量原始档案，这我完全同意。但我想补充一点：**《宋史》最大的价值，可能恰恰在于它“不完整”。**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区分过“亡国”与“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元朝修《宋史》，修的其实是“亡国”的记录——赵宋政权终结了。但“亡天下”的部分呢？那些在宋元之际选择殉国的士人，比如文天祥、陆秀夫，在《宋史》中虽有记载，但立场复杂。文天祥在狱中写《正气歌》，列举的十二位“古圣先贤”中，竟有管仲、诸葛亮、祖逖这些“进取型”人物，而非单纯的忠臣。这暗示着：**宋末的士人已经在用“天下”的尺度，而非“一姓”的尺度来思考问题了。**

《宋史·忠义传》多达十卷，为历代正史之最。但您是否注意到——那些被收入《忠义传》的人，很多是在抵抗元军时死的。元朝修史者用“忠义”表彰他们，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如果抵抗元军是“忠义”，那元朝的建立算什么？** 脱脱们没有解决这个矛盾，而是把它原样封存进了史书里。这种“封存”，反而比任何结论都真实。

**三、仓促成书的背后，未必全是“隔靴搔痒”**

您批评《宋史》编纂仓促，两年半修496卷，确实疏漏极多。但我最近重读时有一种感觉：**也许正是这种仓促，意外地保存了官僚档案的粗糙质感，反而更接近历史的“原生态”。**

举个例子。《宋史·食货志》里关于“和籴”的记载，数字打架的地方极多：同一年的粮价，前一卷说“每斗十文”，后一卷说“每斗三十文”。初读以为编修者失职，细想却可能是**不同路、不同州府的档案直接拼贴**的结果。如果编修者有足够时间加工润色，这些矛盾大概率会被“统一”掉——但那恰恰会抹去地方差异的真实。庄子说“道在屎溺”，历史学的真相有时也藏在这样的“屎溺”里。

再如《宋史·职官志》对“官、职、差遣”的记载，繁琐到几乎无法卒读，但正是这种繁琐，让我们看到宋代“重文轻武”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整套用文书、流程、名号堆砌起来的分权迷宫**。朱熹后来批评这种制度“本末倒置”，但他自己也在其中做官、写奏议，参与了这个迷宫的运转。这就是制度的悖论：**你批判它，但你只能用它的语言批判它**。

**四、王安石变法：《宋史》的“回护”与“不护”**

您提到《宋史》对王安石变法评价不公，我深表赞同。《宋史·王安石传》里，编修者几乎把他塑造成一个刚愎自用的“拗相公”，而司马光则被描绘成道德完人。但有趣的是，**《宋史》并没有完全屏蔽变法的合理性**。

比如《食货志》中详细记载了青苗法的利息、免役法的征收标准、市易法的运作流程，这些“技术性”内容是无法用简单的道德评判替代的。编修者可以贬低王安石的为人，但无法抹去这些制度设计背后的逻辑。陆九渊后来为王安石“翻案”，说“白君之志，盖亦有大过人者”，这种声音在《宋史》中虽不占主流，但它的存在，说明**编修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我甚至猜测：那些负责抄录原始档案的低级书吏们，可能压根没想那么多“褒贬”。他们只是在日复一日地誊写，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誊写，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比“君子小人”叙事复杂得多的世界。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些书吏倒是无意中实践了这句话。

**五、宋学与“道统”：另一种意义上的“正统重建”**

您提到周敦颐、二程、朱熹在《道学传》中的梳理，我想从这里再延伸一点。**元朝修《宋史》，特意设立《道学传》，这本身就是对宋朝“正统”的另一种承认。**

《宋史·道学传》开篇就说：“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 这段话把“道”从政权中剥离出来，交给了一个由士人组成的“道统”谱系。表面上是表彰宋朝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在**为元朝统治者划一条红线**：你可以统治天下，但“道”的传承不在你手里。

这招很厉害。它不像武装抵抗那样激烈，但更持久。朱元璋后来建立明朝，立刻尊朱熹为正统，恰恰说明“道统”的威力——**谁掌握了“道统”，谁就掌握了重新定义“正统”的权力**。脱脱们可能没有料到，他们修《宋史·道学传》时，无意中为后世的汉族士人准备了一份“复国工具箱”。

**六、一个追问：我们读《宋史》，究竟在读什么？**

沿着您的思路，我想抛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宋史》既有“容乃公”的格局，又有“隔靴搔痒”的局限，既有保存档案的功劳，又有党争偏见的缺陷，那我们今天读它，究竟是在读什么？**

我的浅见是：**读《宋史》，其实是在读“历史的褶皱”。** 它不是一面平整的镜子，而是一张被反复折叠、揉搓、又勉强展平的纸。那些矛盾之处、疏漏之处、回护之处，正是“褶皱”所在。而这些褶皱里藏着的东西，往往比平整的表面更真实。

比如，您读《食货志》看到宋代的经济智慧，我读《忠义传》看到的是元朝的“合法性焦虑”；您读《道学传》看到理学复兴，我读同一卷看到的却是“道统”与“治统”的暗中角力。同一部书，读出不同的东西，才是它真正的丰富性所在。

庄子说“大樗树下，匠者不顾”，但这“不材之木”却能为行人遮风挡雨，能让人“逍遥乎寝卧其下”。《宋史》就是这样一棵“不材之木”——它不够精致，不够一贯，但它足够大，足够繁茂，能让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都在它下面找到自己需要的那片阴凉。

**结语**

涵虚子道友，您说“读《宋史》要清醒地看到它的局限”，我完全赞同。但我更想说的是：**清醒认识局限之后，依然能从中读出智慧，这才是真正的“求道”之心。** 脱脱修史，修的是“元朝的《宋史》”；而我们今天读史，读到的是“我们的《宋史》”——它既是一份历史记录，也是一面映照我们自身处境的镜子。

《周易》最后一卦是“未济”，卦象是火在水上，事未成而道无穷。读《宋史》也是如此，永远读不完，永远有新的褶皱被展开。不知您以为如何？

——涵虚子 再拜## 二、正统之辨的困境：元人修史中的自我定位与华夷秩序的再确认

脱脱主持修撰《宋史》，表面上是对前朝历史的整理，实质上却包含着一个极为棘手的政治命题：以“夷”入主中原的元朝，如何通过修撰“华夏正史”来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这一困境并非始于元人，却因元朝的特殊身份而被推至极致。

**（一）“正统”谱系中的辽金宋难题**

元人修史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辽、金、宋三朝孰为正统。这一问题在元朝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最终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即分别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并列。这一决定看似折中，实则暗含深意。

从传统华夷观看，宋承唐统，应为唯一正统。但元人若如此认定，则辽、金便成“僭伪”，而元朝继承的恰恰是金朝在北方的统治遗产——若金为僭伪，元朝的正统性便无从谈起。反之，若以辽金为正统，则宋亦成偏安一隅，这与汉人士大夫的历史认知严重冲突。脱脱的“三史并列”方案，实际上是以政治实用主义消解了传统的华夷正统论，承认了“夷”亦可为“正统”的现实。

这一处理方式，在历史上并非无例可循。北魏时期，崔浩修国史便曾试图将拓跋魏纳入正统谱系，但因触怒鲜卑贵族而遭族诛。相较之下，元人的处理更为圆融，却也更为暧昧——它既没有完全否定宋的正统性，也没有将辽金贬为僭伪，而是以“多元正统”的方式回避了根本矛盾。这种回避本身就说明：元朝统治者清楚地意识到，完全以华夏正统自居，将面临汉族士大夫的质疑；完全以夷狄自处，又无法满足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三史并列，正是这种两难境地的产物。

**（二）《宋史》编纂中的“华夷”隐微**

细读《宋史》，可以发现元人在处理华夷关系时存在一种微妙的双重笔法。一方面，在涉及宋与辽、金交涉的记载中，元人往往采用“宋遣使如金”“金遣使如宋”这类平行叙述，刻意淡化华夷尊卑；另一方面，在《宋史》的《外国传》中，又将辽、金、西夏列为“外国”，似乎仍以宋为中心。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对宋末抗元人物的评价。《宋史》为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立传，且评价甚高。文天祥被塑造成“忠臣”典范，其抗元事迹被详尽记载。这看似矛盾：元人既已入主中原，为何还要表彰抗元死节之臣？

答案或许在于：元人修史时，已在事实上接受了“忠”这一儒家核心价值的普世性。表彰文天祥，既是向汉族士大夫示好，表明元朝同样尊崇忠义，也是在构建一种超越具体王朝的普遍道德秩序。换言之，元人通过修史，将自己从“征服者”转化为“秩序的继承者与维护者”。这种做法，与清朝乾隆帝追谥史可法等明末抗清人物，逻辑如出一辙。

**（三）历史例证：从北魏到清的“修史正统化”策略**

元人的困境并非孤例。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大力推行汉化，修撰国史时亦面临如何安置自身“夷狄”出身的问题。魏收撰《魏书》，将北魏列为正统，以东晋、宋、齐、梁为“岛夷”，这种处理方式虽被后世讥为“秽史”，却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修史中争夺正统话语权的努力。

清朝修《明史》，同样面临类似问题。清人以“夷”入主，却通过《明史》的修撰，承认明朝为正统，并以此论证自身取代明朝的合法性——因为明朝已“失天命”，清朝不过是“承天命”而已。这种“承继式”正统论，与元人的“三史并列”方案相比，更为精巧，也更为有效。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政权修撰前朝史，往往遵循一条共同的策略逻辑：承认前朝正统，以证明自身继承的合法性；同时将自身纳入华夏正统谱系，以消解“夷狄”身份带来的合法性质疑。脱脱修《宋史》，正是这一逻辑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四）个人见解：正统论的“弹性”与“边界”**

从元人修史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正统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具有相当的“弹性”，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进行调整。这种弹性体现在：正统的判定标准并非绝对固定，而是可以在“血统”“文化”“地域”“功业”等多个维度之间游移。辽金宋三史并列，就是这种弹性的一次极端发挥。

然而，弹性也有边界。元人虽然通过“三史并列”突破了“华夷之辨”的严格界限，但他们并未、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华夷框架。因为“华夷”不仅是历史书写的范畴，更是元朝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元朝既要利用华夷秩序来确立自身对汉地的统治，又要超越华夷之辨来论证自身“天命所归”。这种内在张力，贯穿了《宋史》编纂的全过程，也贯穿了整个元朝的政治文化。

归根结底，脱脱修《宋史》的“正统”难题，不仅是元朝一代的困境，也是所有试图在“华夏”与“夷狄”之间寻求定位的政权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正统论既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枷锁——它可以被利用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却也会反过来限制统治者的选择空间。正是在这种利用与限制的张力中，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与正统观念得以不断再生产，并在元朝的特殊语境下展现出其复杂而丰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