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_皇朝经世文续编-清-盛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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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不禁让我想起多年以前在图书馆翻阅《皇朝经世文编》时的情景。盛康编纂的这部《续编》，在经世文编系列中确实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不过，这个帖子过于简略，只给出了一个标题和几个链接，没有展开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我觉得有必要就此深入聊一聊，也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同好的关注。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经世文编”这个概念。所谓“经世”，出自《庄子·齐物论》中“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的说法，后来被儒家学者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关注现实、治国安邦的学术传统。从明末陈子龙等人编纂《皇明经世文编》，到清代贺长龄、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再到盛康的《续编》，这一系列的编纂工作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盛康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频发的时期，他编这部书，绝非仅仅是为了辑录文章，而是希望通过汇编当时有识之士的论述，为治国理政提供参考。

说到盛康其人，他字旭初，号存斋，江苏武进人，是晚清一位重要的官员和学者。他编纂《皇朝经世文续编》的初衷，在序言中说得非常清楚：“窃谓经世之学，贵乎因时制宜，前编所载，多乾嘉以前之作，今则时势异宜，非续辑无以备一代之文献。”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与贺长龄、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相比，盛康的《续编》收录的时段主要是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献，恰好对应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因此，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选，更是研究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我仔细研读过这部《续编》的部分内容，发现其选文标准与《皇朝经世文编》一脉相承，都强调“实用”二字。书中收录了大量关于漕运、盐政、河工、兵制、海防等方面的奏议和论说。比如其中收录的林则徐关于禁烟和筹办海防的奏疏，就非常详尽地反映了当时清廷面临的困境。林则徐在奏疏中写道：“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这些话至今读来，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再比如，书中收录的曾国藩关于湘军练兵的论述，魏源关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的挣扎与探索。

从学术价值来看，《皇朝经世文续编》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这些文献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可能已经散佚，但由于被收录进这部文选，才得以流传至今。例如，书中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各地团练、筹饷、战守的记载，就为我们理解这场浩劫提供了非常具体的细节。我注意到，书中收录了不少地方官员的禀报和条陈，这些文字虽然文辞未必精妙，但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却异常真实。比如有一篇关于江苏地区战后恢复的条陈，详细描述了“田畴荒芜，庐舍为墟，流民载道，饿殍相望”的惨状，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这些内容，比那些官样文章的奏疏更能触动人心。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部书的局限性。盛康毕竟是清朝的官员，他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倾向。比如在对待西方列强的问题上，书中虽然收录了一些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的文章，但总体基调还是“中体西用”的保守思想。书中对于太平天国的描述，也完全是从清廷的视角出发，将其斥为“匪”“贼”，缺乏客观中立的分析。这一点，我们在阅读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过，这并不影响这部书作为史料的价值，反而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盛康的《续编》其实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转型中的一个缩影。所谓“经世致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后来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宋的叶适、陈亮等事功学派，就特别强调学问必须与现实相结合。到了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更是将“经世致用”推向了新的高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这种精神，在盛康的《续编》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不过，到了晚清，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经世”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出路，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问题。盛康的《续编》虽然收录了一些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的文章，但总体上还是局限于“以夏变夷”的传统框架，未能真正突破。

有意思的是，这部书的编纂体例也很有特色。盛康将文章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每一类下面又细分若干子目。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一种系统梳理。比如“户政”下面，又分为理财、赋役、屯垦、仓储、漕运、盐课、钱币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细致的分类，不仅方便了读者查找资料，也反映了盛康对经世之学的深刻理解。他在序言中说：“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经世之学，即所以正天下之道也。”这种将政治与道德紧密结合的观点，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

从现实意义来看，我们今天重读这部《续编》，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其一，它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变革都不能脱离历史的土壤。晚清的那些改革，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之所以屡屡受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真正触动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心理。盛康在书中收录的许多文章，都流露出一种矛盾的心态：既想学习西方的长处，又担心动摇国本。这种矛盾，其实在今天的许多讨论中依然存在。其二，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经世之学必须立足于实地调查和理性分析。书中收录的那些有价值的文章，无一不是作者深入实际、反复思考的结果。比如关于河工的文章，作者往往要亲自勘察河道，了解水情，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其三，这部书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盛康的《续编》虽然试图延续经世致用的传统，但在时代的巨变面前，这种努力终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化、信息化等挑战，同样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应对，而不是固步自封。

最后，我想说的是，像《皇朝经世文续编》这样的古籍，虽然年代久远，但其蕴含的智慧和思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坛上的这个帖子虽然简略，但能引起我们对这部书的关注，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静下心来，认真阅读这部书中的篇章，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毕竟，正如古人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当下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回望历史，或许能让我们走得更稳、更远。承上所述，《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关于“文化与旅游”的论述，实为清代士大夫对“游观”与“治道”关系的深刻反思。若从另一角度切入，则可聚焦于“旅游”作为文化实践，如何与儒家“礼乐教化”及“民本思想”相融合。此一维度，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修身养性，更涉及国家治理中“移风易俗”的宏观策略。

《礼记·乐记》有云：“乐者，通伦理者也。”旅游，在传统语境中常被视为“游观”或“游览”，其本质并非单纯的消遣，而是“观风问俗”的治理手段。《周礼·秋官·小行人》载：“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古代使臣出使四方，必采风问俗，以察民情。盛康在《续编》中收录诸多论及“游观”之文，如论者常引《孟子》“贤者而后乐此”之语，强调君主与民同乐之要义。若旅游仅为少数人享乐，则必失其教化之功；若能与民共享，则成“与民偕乐”之德政。此即《续编》中隐含的“旅游伦理”：旅游非私欲之放纵，而是公义之彰显。

历史例证中，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登斯楼也”之游，实为观民生疾苦、察政事得失。清代士人亦承此风，如《续编》中论及“修复名胜”之文，多强调此举可“聚民气、兴教化”。例如，康熙年间重修西湖胜迹，并非仅为游玩，而是借此“省方观民”，使“士民瞻仰，知朝廷重文教、崇礼乐”。此类工程，往往与“劝农桑、兴水利”并列，视为地方官之要务。

从《续编》的视角看，旅游还承载着“礼”的实践功能。《论语·述而》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此虽言狩猎，实寓节制之理。旅游亦然：若过度开发山水、劳民伤财，则失其本义。盛康收录的若干奏议中，常批评“竞逐奇观、糜费公帑”之举，认为“游观之盛，当以不扰民为先”。这与《管子·牧民》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脉相承。旅游若成扰民之政，则非但无益于文化，反有害于治道。

个人见解而言，当代文旅融合中，常强调“文化为魂、旅游为体”，但若忽视“民本”根基，则易流于形式。反观《续编》中的论述，其核心在于“以文化人”而非“以游炫物”。例如，黄山之游，古人视为“养性怡情”之地，今人却常以“打卡”为务。两者之别，在于是否将旅游视为“修身”与“观世”的途径。清代士人游历山川，必作记、题诗，非为标榜风雅，而是“托物言志”，如姚鼐《登泰山记》写景之中寓“道”之体悟，此即“文化”之真义。

综上，《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关于“文化与旅游”的论述，实为一种“经世”之学。它提醒我们：旅游不应脱离“民”与“礼”的约束，而应成为“观风问俗、移风易俗”的载体。若今人能于此深思，则文旅之兴，或可超越商业之利，而归于治道之正。此乃传统智慧对当代的启示，亦为《续编》之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