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_周易述-清-惠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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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此帖提及惠栋《周易述》，恰如投石入潭，激起我心中层层涟漪。惠氏之学，以恢复汉儒孟、京、荀、虞之旧统为志，其功在辑佚、存古、正音、明例，使淹没千载之汉《易》重见天日。然则捧读之余，常生疑窦：若执于汉学之“体”，而忽于义理之“用”，则《易》之为书，其灵明洞彻之处，是否反遭遮蔽？

《周易》号称“洁静精微”之教，孔子韦编三绝，所好者在“易道”而非徒在“卦爻”。惠栋之学，于训诂、象数可谓直承古法，但若细究其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层上，似不如宋儒朱熹那般，构建出贯通宇宙论与心性论的完整体系。朱子以“理”释《易》，其《周易本义》虽亦重占筮，却能在“体”与“用”之间架起桥梁，使形上之道下贯于日用之常。而惠氏之著述，如《易汉学》、《周易述》，则更像一个精密的博物馆，收罗了汉代的铜器玉简，却未能将其化为日常中可行的通变之术。

此间正有一道微妙的张力：“体”者，本也，源也，结构也；“用”者，发也，流也，神化也。惠栋求“体”之实，其功昭昭，但若“体”过重而“用”不显，则易道流于僵滞。王弼以老庄解易，虽被后人讥为“以传解经”之始，然其注《易》，高唱“得意忘象”，直指人心，使《易》道与玄学之“无”相通，何尝不是于“体”之外，另辟了一条“用”的活路？

今日研读惠栋，若只在其搜集之丰、训诂之精上用力，恐犹隔一尘。我们不妨借道家“筌蹄”之喻：鱼兔在得，而筌蹄可忘。惠栋手中的“象数”，是那位老渔翁的渔网，他织网的技术极高，网眼之密，令人叹服。然而，若他捕到了鱼，却一直把那沉甸甸的湿网捧在怀里，不肯放下去寻那真正的鱼，那鱼终将在网中窒息。同理，卦象爻变之迹，是圣人借以载道的“筌蹄”，若徒执于此，而不去体会其“通变不居之神”，则读《易》反被《易》缚。

且看《系辞》所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这“弥纶”二字，是何等的气象，何等的圆融！它不是简单地将天地之理装进汉儒的卦气、爻辰、纳甲这些固定的格子里，而是一种如水流石间、云行天空般的动态过程。汉易之“体”固然宏大，但那些繁琐的“互体”、“半象”、“旁通”，在某些场合下，恐怕反而把这种“弥纶”的流畅性割裂了。惠栋尊汉，尊的是其法度，然法度过严，则生机易失。

再以朱子为镜。朱子尝言：“《易》所以难读，盖缘圣人说得极尽，却又全无文字，只是要人默识而自得之。”朱子将《易》视作“洁净精微”的学问，既重象数之占，更重心性之悟，其《周易本义》卷首的《筮仪》、《卦歌》，无不透露出一种源自实践而又超于实践的智慧。他以“理”为体，以“占”为用，将形上的太极之理与形下的卜筮之器融会贯通。相比之下，惠栋虽有抗心希古之志，但其治学路径，偏于史实、文字、文献之考据，于“心性”一层，未免显得隔膜。

《易》之为书，历来被视为“尽性至命”之书。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重点在于“无大过”，这正是心性修养的功夫。汉易之兴，多有用之于灾异谶纬者，如京房之明灾异，其初衷或在于匡正时政，但其术流于末，往往沦为宫廷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便是“体”不纯而“用”失真。惠栋虽然力斥韩康伯、孔颖达之杂入玄言，一心复原汉儒旧貌，然其过度强调“卦气”与“消息”之候，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又把《易》学引向了一种机械决定论呢？

此间，我常思及道家所谓“得意忘象”。此语出自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王弼以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读惠栋之书，只见其言与象，意则渺渺难寻。惠氏于“体”上可谓尽瘁，于“用”上则似壅滞。为何有此壅滞？因其心中有一个“汉”字横梗于前，欲以此“汉”为圭臬，遂于后世一切义理之学，皆存排斥之心。须知“义理”本身亦是“用”之显现，既是圣人垂教之慈航，亦是众生进德之阶梯。若是因尊汉而废宋，因守象而弃理，岂不是因噎废食？

然则，我们是否要因此否定惠栋的功绩？非也。惠栋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搭起了一座通往汉代的桥。没有他当年的筚路蓝缕，我们今日或许根本无法真切地触摸到汉代经师那些原始而古朴的思维方式。汉易的“体”，如同古建筑的梁架结构，惠栋仔细地测绘、复原了它。虽然我们不可能再住回那座古建筑里生活，但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古人的营造法式，进而推陈出新。

真正的求道者，当如庄子所谓“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体”与“用”本是一体之两面，只知求“体”而不知致“用”，则“体”亦成死体；只知逐“用”而不知养“体”，则“用”亦成妄用。我们研读惠栋，是要在汉学与宋学、考据与义理之间，寻找那一线活水，使其流通。

惠栋学宗荀、虞，尤精于消息之学。消息者，乾坤十二爻之阴阳消长也。此“消息”二字，最堪玩味。惠栋虽然考出了此消息之形迹，但若要真正理解“消息”的神髓，恐怕不在于那些训诂中，而在于对天地生杀之机、人事进退之际的切身体认。若徒以术数推演岁时节令，则“消息”亦成死法。

我在读惠栋《易汉学》时，常叹其采撷之富，却每每掩卷深思：此所谓“汉学”，究竟是圣人之真精神，还是汉儒之旧头巾？惠栋将郑玄、荀爽、虞翻等人的不同学说一一罗列，试图调和其说，以成一完整之体系。然而，这种调和，有时不免流于拼凑。例如，荀爽的“乾升坤降”说，虞翻的“纳甲”说，其立论基础各不相同，强行糅合在一起，虽能自圆其说，却已失去了《易》道本有的空灵之境。

《系辞》又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可见《易》道之广阔，不止一端。惠栋将其尽收于汉儒一途，实乃是以一己之偏，概全体之大。这正如我们若只跟随某一位书法家临帖，便永远无法体会到王羲之那种“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通神之妙。

前贤有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惠栋的考据工夫，正是“日益”的功夫，其功在积累与重建；然而若欲由此“日益”而入“日损”以达道，则必需一番“损”的功夫。将那些繁琐的、枝节的、无关于心性的东西统统舍去，直取那“贞夫一”的“易简之理”。惠栋缺少的，或许正是这份“损”的决断。他太钟爱他搜集而来的那些古人的言语，以至于不忍心“损”去，最终致使层层累赘，遮蔽了洞见本心的视线。

王弼注《易》，简洁高妙，然其以“无”为本，亦有失之过虚之处。惠栋纠其弊，使《易》学回归实存，这本身便是功德。但“实”到极致，若不通于“虚”，便成了死实。我们今日治《易》，既要有惠栋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文献，考镜源流；也要有王弼那种“得意忘象”的智慧，超脱文字，直达本心。二者相济，方能补偏救弊。

或许，这正是我们要对楼主以及诸位同好所共同提出的问题：当我们花费大量心力去考据那些卦变、互体、爻辰的“体”时，是否想过，圣人设卦观象的初衷，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些繁复的规则吗？还是为了“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若其结果是疑虑愈生，条规愈繁，而志愿无所安顿，身业无所措手，那么这“体”的研究，恐怕就要变作“窒”的研究了。

吾尝静夜思之：颜回问“仁”，子曰“克己复礼”，此是体；然“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是用。没有“克己”之体，则“归仁”之用无所依；然若无“天下归仁”之用，则“克己”之体亦显干枯。惠栋之于汉学，正如那些通过刻苦复礼而粗得其貌的弟子，他刻苦地学那“礼”的仪节，却未必真能领略那“仁”的天机。

今人读《易》，不妨以惠栋之书为阶，登阶而上，而后破阶而翔。学他那种严谨的求真态度，却不被他那套繁琐的术语所囿。要让《易》中的思想，在我们的生命里活起来，化作一种随方就圆、能屈能伸的智慧，去应对这日新月异的世界。这才是将惠栋所复的“体”，化作了通变的“用”。

最后，我用《周易》中的一句话来作结，那便是《乾卦》的“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惠栋先生为我们发挥了这六爻，其功甚伟；至于“旁通情也”这一层，则需我们今日之学者，不囿于训诂，不执于门户，以自己鲜活的生命去体贴那圣人的心，方能让古老的《易》学，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若如此，则惠栋地下有知，亦当含笑首肯。不知楼主及诸位同道，以为如何？承蒙抬举，既蒙不弃前言之粗陋，便续论余意。

前文所述，多着眼于汉学家如何以“文字”为钥，欲启圣人之门的路径。然此路径自始至终，亦非坦途。窃以为，清代易学考据最深刻之张力，非止于“考据”与“义理”之争，更在于一种**内部的自我背叛与革新**。若仅视其为对汉代经说的机械复归，则失之皮相矣。

请容我从三个更深的层面，试析此“考据即革命”的悖论。

**其一，以复古为解放：考据学派的“自反性”锋芒。**

清儒高张“汉帜”，以纠宋学空疏之弊。然其考据之法，一旦开端，便如离弦之箭，其逻辑终点必是“六经皆史”的冷静审查，甚至是对经书神圣性的祛魅。譬如**惠栋**，其扛鼎之作《易汉学》，旨在重建孟、京、荀、虞诸家旧注。然而，当他周密地罗列汉代卦气、爻辰、纳甲诸说时，他其实无意中完成了一件颠覆性的事：他将《周易》从“天人之学”的玄坛，拉入了“图籍之学”的案牍。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天垂象，见吉凶”，而是一种古老的、与天文历法交织的**符号运算系统**。这为后来的章学诚“六经皆史”论，铺平了道路——因为当你把汉易当作一种精密仪器去拆卸、研究时，它已然失去了“神谕”的光环，而变成了一件历史标本。

**其二，焦循的“旁通”与“比例”：考据中升腾的义理之魂。**

若说惠栋是考据的“工程派”，那么**焦循**则堪称考据的“炼金术士”。焦循的《易学三书》（《易图略》《易通释》《易章句》），体量宏大，根基却是最严格的文字训诂与卦象考索。他斥京房、邵雍之“伪”，亦不满足于虞翻的繁琐。他从《系辞》的“旁通情也”与“参伍以变”中，提炼出“旁通”“相错”“时行”三大法则，试图以极其有限的几个数学化公式，统摄全部卦爻变化。这难道不是一种最高级的“义理”追求吗？

我认为，焦循的真正目的，并非回到汉代，而是借汉代“象”的躯壳，构筑一个合乎儒家伦理的、严密的宇宙证明体系。当他用“比例”之法，将《否》《泰》二卦的错综变化来解说《论语》的“君子坦荡荡”时，考据在此已不再是目的，而成了哲学思辨的提线木偶。这种在故纸堆里腾挪跌宕的创造力，才是乾嘉易学最动人之处。它证明，即便是最枯燥的汉学考据，其骨髓里也流淌着宋学“求道”的血液，只是换了张更为严肃的脸面。

**其三，汉宋之辩的最终和解：从“易图”的覆灭到“易学”的开放。**

考据之风的极致，莫过于对“河图洛书”归属权的争夺。胡渭的《易图明辨》如老吏断狱，将宋代太极图、先天图之伪托，剖白于天下，使“图书”之说在学者间几近声名狼藉。从表面看，这是汉学对宋学的彻底胜利。

然而，胜利之后却是虚空。剥去了周敦颐的“太极”，剥去了邵雍的“先天”，《周易》书页中剩下的只是零星的古文字与残存的古占例。这个时候，反而是那些被视为保守的宋学家，如**李光地**所纂《周易折中》，在官方层面采取了“兼收并采”的姿态，将汉儒的象数与宋儒的理气并置一案。

我以为，清代易学考据最伟大的遗产，不在于它“考”出了多少真相，而在于它**考破了“独断”**。无论是汉儒的“象”，宋儒的“理”，还是清儒的“据”，一旦被置于实证的放大镜下，就都成了可供讨论、辩驳、修正的“假设”。这使得“易学”这门古老的学问，第一次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学术开放精神”。后来的俞樾、孙诒让等人，皆可无拘束地综合汉宋、贯通经史，正是得益于这份被“考据”冰水洗刷过后的理性和平。

故而我常说，清代汉学家们表面是守旧的“顽固派”，实质上却是一群充满怀疑精神的“启蒙者”。他们用力最深处，恰是《周易》这部最古老哲学典籍里最具弹性与生命力的部分。他们追问的是：在“圣人之言”之外，我们还能凭借什么来理解这个世界？

此正是考据之“革命”的底色。不知君意以为如何？不妨再就此“开放性”与“独断性”之张力，再作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