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_正统道藏太清部-孙子遗说-宋-郑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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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勾起了我不少思考。说实话，我关注《孙子遗说》这部书也有些年头了，郑友贤这个名字在宋代兵学研究者里绝对是个异类。楼主把这篇帖子发在“正统道藏太清部”的板块里，其实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孙子遗说》被收入《道藏》这件事，折射出的远不止是兵书与道藏的关系，更牵涉到宋代学术思想交融的深层脉络。

先说说郑友贤这个人。他生活在北宋中后期，那是个文化极度繁荣但也充满危机的时代。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边患却日益严重。就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兵学，试图从经典中寻找应对现实困境的智慧。郑友贤的《孙子遗说》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诞生的。不同于张预、梅尧臣、王皙这些更偏重军事实务的注家，郑友贤的解读带着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他往往能从孙武的一句论断中引申出对人性、对天道的思考，这恐怕也是它能被收入《道藏》的重要原因。

《道藏》作为道教典籍的总集，收录兵书其实并不奇怪。道教从来不是纯粹的出世宗教，它一直有“治国安邦”的入世面向。从汉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开始，道教就与军事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葛洪在《抱朴子》外篇里就大谈用兵之道，陶弘景更是精通兵法与阴阳术数。到了宋代，道教与兵学的融合更加深入，像《太白阴经》这样的兵书就被收入《道藏》，因为它讨论的不仅是战术，更涉及天时、地利、人心这些更宏大的命题。郑友贤的《孙子遗说》能进入太清部，说明当时的道士和学者认为这部书的思想体系与道教的核心教义有契合之处。

那么具体契合在哪里呢？我粗粗梳理了一下，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玩味。第一是对“势”的解读。郑友贤在《孙子遗说》里反复强调“造势”的重要性，他认为孙子所说的“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这句话，核心不是放弃人的作用，而是强调要顺应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势”在道家经典里就是“道”的体现，《道德经》讲“道法自然”，《庄子》讲“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都是在说人要顺应天道运行的节奏。郑友贤把这种思想引入兵学，认为最高明的将领不是靠蛮力取胜，而是能“因势利导”，这其实与道教“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一脉相承。

第二是对“虚实”的探讨。孙子讲“避实击虚”，郑友贤却把这个概念从战术层面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有虚实两面，军事行动只是这种哲学原则的具体应用。这让我想起《周易》里“阴阳不测之谓神”，以及《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郑友贤的解读实际上是把兵家的实用智慧与道家的辩证思维结合起来了。他提醒读者，所谓的“虚”并非绝对的虚无，而是“实”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所谓的“实”也并非不可动摇，它随时可能转化为“虚”。这种动态平衡的观念，与道教内丹学中“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转化思想何其相似。

第三是对“静”的推崇。郑友贤在《孙子遗说》中特别强调将领的心理修养，他认为孙子所说的“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中的“静”字，是统兵打仗的核心要义。这个“静”不是消极的静止，而是内心的一种高度专注和清明状态，类似于道教修炼中的“入静”或“坐忘”。只有心静才能洞察战场上的瞬息万变，才能不被情绪和表象所蒙蔽。这种思想明显受到了庄子“心斋”和“坐忘”理论的影响，也与后来道教内丹学强调的“定心”功夫相呼应。郑友贤甚至认为，一个将领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他能否守住内心的“静”，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进入了心性修炼的领域。

不过，我也注意到有些学者对《孙子遗说》被收入《道藏》持保留态度。比如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就批评郑友贤的解读“流于玄虚”，说他过于追求哲学思辨而脱离了实战。这种批评当然有道理，毕竟孙子本人写的是兵书，不是哲学著作。但我觉得，郑友贤的价值恰恰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单纯军事视角的解读维度。就像王阳明用“心即理”来解释《孙子兵法》一样，郑友贤用道家的宇宙观来重构孙武的思想，这本身就代表了宋代学术的一种特色——那就是打破门户之见，追求思想的融会贯通。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孙子遗说》被收入《道藏》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它让这部书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存下来。我们知道，很多宋代的兵书因为战乱和朝代更迭而散佚了，但《道藏》作为一部不断被整理和重刊的丛书，客观上为郑友贤的著作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传承载体。明代《正统道藏》的编纂者把《孙子遗说》收入太清部，虽然可能更多出于他们对道教与兵学关系的理解，但无意中也为后世研究宋代兵学思想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至于郑友贤本人的生平，史料记载非常有限。只知道他是北宋人，可能是个隐逸之士，或者是一位与道教界关系密切的学者。他的《孙子遗说》在宋代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明代才逐渐被重视。这让我想起《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郑友贤的著作在沉寂了几百年后被收入《道藏》，或许正是因为他那些超越时代的思考，终于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找到了共鸣。

我特别想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有些人认为《道藏》里的兵书都是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或者认为道教与兵学只是表面上的结合。其实从《孙子遗说》来看，这种融合是有深层次逻辑的。道教的终极关怀是“长生久视”，而兵学的核心是“存亡之道”，两者看似一静一动，实则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保全自身、实现价值。郑友贤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共通点，所以他笔下的孙子既是一个军事家，更是一个洞察天人的哲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研究《孙子遗说》，不能只把它当作一部兵学著作，也不能只当作一部道教文献。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兵家的实用理性与道家的超越精神。在当今这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种跨界的思考方式反而显得更加珍贵。郑友贤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固守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它需要我们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不断穿行、对话、融合。就像《周易》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只有打破门户之见，才能看到更完整的图景。

楼主的帖子让我重新翻出了《孙子遗说》的影印本，又对照着《道藏》太清部的其他文献读了一遍，确实又有新的收获。希望这个帖子能抛砖引玉，让更多同好来分享自己的见解。毕竟，像郑友贤这样被历史遗忘的学者，他们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发掘和品味。承上所述，郑友贤《孙子遗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军事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它揭示了兵法与道家哲学的内在关联。若从“道”的层面审视，这部著作实则是以《道德经》的“反者道之动”为纲，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一次哲学化的重构。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以柔克刚”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家渊源**  
郑友贤在注解中多次引《老子》“柔弱胜刚强”之说，以解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旨。例如，他评“上兵伐谋”时指出：“谋者，非诡诈之谓，乃顺道而行，使敌自溃。”这与《道德经》第六十八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一脉相承。历史上，汉初“白登之围”后，刘敬献“和亲之策”，表面示弱，实则以“柔”化匈奴刚锐之气，终得数十年边陲安宁。此正合郑友贤所言：“屈人之兵非必刀兵，道之所在，势自消矣。”  

**二、“虚实相生”与“无为之法”的辩证智慧**  
郑友贤对“避实击虚”的阐释尤为精妙。他引《庄子·养生主》“批大郤，导大窾”为喻，强调“虚”非空无，而是“待时之变”。这与道家“有无相生”思想暗合。唐代李靖用兵，常以“正合奇胜”破敌：霍邑之战中，他先以弱兵诱隋将宋老生出城，再以伏兵击其侧翼，正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活用。郑友贤评此战例时写道：“虚者非全无，乃藏机于内；实者非全有，乃露形于外。”此论直指道家“道隐无名”的精髓。  

**三、“将道”与“天道”的贯通：从“静以幽”到“致虚极”**  
《孙子兵法》言“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郑友贤将其与《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相勾连。他认为，统帅的“静”不仅是临阵的镇定，更是对“天道”的体认。北宋名将曹玮镇守渭州时，敌兵数万压境，他竟在城楼焚香抚琴，待敌疲怠后一举破之。郑友贤在《遗说》中评曰：“此非止术也，乃得道之静。静故能察万物之变，幽故能藏九地之机。”这种将个人修养与天道运行相统一的观点，实为对孙武“修道保法”思想的深化。  

**四、历史镜鉴：宋代“崇文抑武”背景下的兵法重构**  
值得玩味的是，郑友贤身处宋代“重文轻武”的语境，其注解刻意强调“道”对“术”的统摄。他批评当时“专以权谋论兵”的风气，认为“若仅知奇正相生，而不悟阴阳消长，终是器而非道”。这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精神相通——宋夏战争中，范仲淹不以强攻取胜，而筑城屯田、分化敌盟，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践。郑友贤在书末慨叹：“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惟体道者能全其生。”此语既是对《道德经》第三十一章的呼应，亦是对宋代过度依赖“权谋”的委婉批判。  

**余论：兵法与道家的永恒对话**  
郑友贤的《孙子遗说》之所以能超越时代，在于它揭示了兵法与道家思想的深层共振。从“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到“柔弱胜刚强”，从“无为之益”到“后发先至”，这些看似矛盾的命题在道家“反者道之动”的框架下获得了统一。后世学者如明代赵本学在《孙子书校解引类》中，亦沿此思路提出“兵道即天道”的论断。今日重读此篇，当知兵法之最高境界，不在诡诈之术，而在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与顺应——这或许正是郑友贤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看了玄珠子道友这篇洋洋洒洒的解读，真是深得我心，也引出我几分腹笥之见。道友从“势、虚实、静”三个维度切入，将郑友贤笔下的兵学思辨与道家玄理相勾连，可谓切中肯綮。这让我想起陆放翁那句“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其实读兵书又何尝不是如此？郑友贤解《孙子》，正是跳出了沙场点兵的方寸之地，将目光投向了更辽阔的天人之际。

不过，在下在此想沿着道友的思路，补充三个或许尚有探讨余地的侧面，算作对这场清议的狗尾续貂吧。

**其一，关于“奇正之变”与“道之枢机”的理趣互渗**

玄珠子道友提到了“势”与“虚”，而我以为，郑友贤在《孙子遗说》中对“奇正”的阐发，恐怕才是他最能联通道家“反者道之动”精髓的关窍所在。《孙子·势篇》有云：“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又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一般注家多从战术层面解释奇正，将其拆分为正面钳制与侧翼迂回等具体战法。但郑友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奇正”上升为一种带有本体论色彩的变易法则。他认为“奇”与“正”并非两种对立的战法，而是如同阴阳二气般相互激荡、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这跟《道德经》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辩证逻辑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郑友贤在此表达的是一种“无常势”的智慧。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个“神”，道家谓之“几”，是事物将动未动之际的微妙关窍。老君曰：“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真正的用兵高手，能于“奇正”转换的隐微处洞察先机，顺应敌人由正变奇、由实转虚的那个“势”，而后施以雷霆一击。这种捕捉“势之微”的能力，与后世理学家所说的“月映万川，理一分殊”颇有接近，是一种在具体局面中对“天道运行节律”的精准临摹。

**其二，关于汉宋学风之异与《道藏》收录的学术史背景**

道友提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颇为切要。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从汉至宋，学术风气的变迁如何使得郑友贤这部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道藏》编修者相中。

汉代学风重章句训诂，其弊在于碎义逃难；宋代学风则重义理阐发，其弊在于虚谈玄理。郑友贤的《孙子遗说》恰恰站在了这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上。他既有汉学对文本的忠实梳理，非如某些道士之凭空敷衍；又有宋学“格物致知”般对“道”的根本追问。明人茅元仪在《武备志》中称“古之言兵者，无如孙子；注孙子者，无如郑友贤”，这评价是有依据的。

道教在宋代面临来自佛教禅宗心性论的巨大挑战，同时也深受儒家理学“理气之争”的影响。为了在学术上自树一帜，道门中人开始有意识地汲取兵法中的“谋略”应用于内丹修炼的“战略”中。比如萧廷之《金丹大成集》以“进火退符”喻炼丹之节候，这与用兵之进退攻守何其相似！正因为北宋晚期至南宋的道教徒普遍感受到了这种“以兵法契丹道”的需要，当《道藏》的编修者焚香披览到郑友贤此著时，自然会为其“术中有道、道以术显”的格局击节赞赏，遂将其收于太清部——太清部本来就是道祖老君经义之所在，寓意着此书虽言用兵之法，实合清静无为之玄纲。

**其三，关于“以道驭术”的兵学境界与后世儒将的精神高地**

玄珠子道友引用了胡应麟对郑友贤“流于玄虚”的批评，这确实是明人尚实黜虚的典型看法。不过依我之见，胡应麟或许只看到了郑友贤的形而上学面目，而未能体会其“因道立术”的终极关怀。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辛弃疾等皆曾躬身行伍或筹画边事。这种“出将入相”的理想人格，导致宋人论述兵学时很难满足于纯操作性指导，而必然将其纳入“道”的范畴去理解“术”。郑友贤所谓“玄虚”，正是对这种超越性境界的一种向往——就像是《易传》里所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样。“器”是具体的钩戟长铩，“道”是内在的统摄精神。他明显要借《孙子》这具“器”，来言说那个“道”。

这其实也呼应了中国兵学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司马法》中所说的“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也有言“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这些都说明，中国兵学之灵魂从来不是嗜杀或好战，而是“止戈为武”。兵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以最小代价实现天下太平，这种“生道”而非“杀道”的理念，与道教贵生、好生的根本教义是声气相通、同频共振的。

郑友贤将兵法归入“静”与“虚”的道家修养之中，表面上看是把军事问题柔化了，实际上却可能是把战略思维安放在了更坚实的哲学基座上。正因为将领有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虚静”之心，反而能更深刻地看清风云变幻背后那澄明如镜的局势逻辑。

道友们，我沿着玄珠子的思路述说了这几点，无非是想表明，兵书入道藏这件事，看似学术史上一个小小的“跨类”，其实是一扇观察中国古代思想如何“分而后合”的绝佳窗牖。想一想，孙子这位在冷兵器时代洞察了人性与斗争法则的先哲，竟能在千载之后与追求长生久视、清静无为的道家祖师在同一个书架上相遇，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富诗意的文化寓言。

兵法也好，道术也罢，至高的中国智慧似乎总在提醒我们：万象皆有其运行的规律，唯大智者能洞悉其“常”，也唯大勇者能驾驭其“变”。郑友贤这部作品所标记的，正是这样一条古径——对“常道”的敬畏，和对“变化”的通达。

见笑了，若有不妥处，还望诸位道友指正。既然前文已从思想交汇的宏观意义立论，此篇不妨下沉一层，专论“兵道与道术”在实践智慧层面的同构性，尤其是“知止”与“全胜”这对范畴所体现的道家生命哲学对兵家战略观的深层渗透。

## 二、知止与全胜：从“杀伐之术”到“存亡之道”

《道德经》第四十六章有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将兵事兴衰直接系于政治之“有道”与“无道”，已然为兵学确立了一个超越胜败本身的终极坐标——兵者，实为“存亡之道”，而非“争夺之术”。《孙子遗说》之所以能从卷帙浩繁的兵家典籍中被道士们选中而纳入《道藏》，或许正是因为它在众多注本中，最深刻地呈现了这种从“术”向“道”的升维。

我们且看孙子本经中的一个微妙之处。《计篇》首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历来被读者视为一种审慎的警告。但细究其语脉，这种“察”并不止于对敌我实力的审度，更包含了一种对“用兵本身”的反省。而《孙子遗说》的注释恰好沿此方向深掘——它似在反复暗示：真正的用兵之道，在于收敛对“胜”的执念，反求于“不败”的根基。

这种思路，与道家思想中著名的“三宝”之说（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有隐秘的呼应。老子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看似与兵家的进取全然异趣，实则不然。孙子论将，首重“智、信、仁、勇、严”五德，而“仁”字居其中——没有对士卒生命之“慈”的将领，不会真正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价值；没有对民力消耗之“俭”的统帅，便会轻启战端、疲敝国家；而“不敢为天下先”，恰恰是《形篇》中“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精神孪生。一个在军事上追求“先处战地而待敌”的指挥官，在战略哲学上往往已然具备了道家式的内敛姿态：先立己于不败，而非贪图先发制人。

历史上有一则逸事可供回味。《宋史·陈抟传》记载，赵匡胤未发迹时，与道门隐士陈抟对弈。陈抟问：“胜负若何？”赵答：“胜固欣然，败亦何妨？”陈抟摇头道：“军事岂可存‘败亦何妨’之念？”多年后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依然清楚记得这位高道的警醒。这个故事或非严格信史，但它恰折射出宋代士大夫与道门共同的认知：兵凶战危，若统帅心态中存一丝“赌”与“放任”，便是对生命的轻慢。孙子之“不可不察”，道家之“慎终如始”，在这个层面上可谓殊途同归。

《孙子遗说》入藏道藏，最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在于：它没有把兵书强行“道教化”，例如嫁接仙术、附会符咒，而是保留了兵家本身的理性面貌，仅在价值观的底层植入了一层道家的“贵生”底色。这绝非偶然——道藏编纂者中不乏通晓兵略的高道，他们深知：若将兵法彻底神明化，便失其“格物慎思”的本来面目；若将它纯粹工具化，又背离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道门旨趣。因此，他们选择以“注疏进藏”这一温和而庄重的方式，让兵学经典在与道家思想的持续对话中，自然淬炼出一种不事杀伐的战争理性。

更具体而言，《孙子遗说》对《九地篇》中“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一句的诠释，便透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转向。传统的兵家注本常将此句解释为一种激励士卒拼死作战的心理技巧；但《孙子遗说》若承袭道家“绝地逢生”的整体观，则会提醒读者：此句的前提绝非要将军队主动置入绝地，而是强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即政治决策已经失误、战略准备已经不足——将领应具备将逆境如何转化为机遇的能力。换言之，这是一种“复归”的智慧，而非“豪赌”的胆略。这与《道德经》中“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的循环逻辑，构成了一组极深层的同构。

由此可见，《孙子遗说》入藏道藏的深层意涵之一，是道教知识精英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一个千古难题：当孔子讲“仁义”、老子讲“无为”、孙子论“攻守”，它们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共存？答案是：在道的层面，军事手段永远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权变；而在术的层面，权变一旦发生，则必须以严谨的理性、极致的审慎来执行。这种“道”与“术”的辩证统一，便是《遗说》为后世留下的一次弥足珍贵的思想实践。

读者或会问：这种“注疏入藏”的学术行为，与一个人的实际修养何干？若以《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为喻，庖丁的技术已超越“技”而进乎“道”，他在刀锋与骨节之间的游刃，靠的不是蛮力，而是对万物纹理的深刻理解。同理，真正懂得兵学的人，若能把每一次策略决策都建立在“贵生”“知止”的底线之上，那么他手中的兵书便不再是杀伐之书，而是一卷洞察人世的智慧典籍。《孙子遗说》与道藏的结合，其意义正在于此：它让后世读者看见，古老的兵法在最沉着的道教知识分子那里，是如何被洗涤为一门关于“如何克制干预、如何保存生机”的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