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_陆稼书先生问学录-清-陆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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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您分享的《陆稼书先生问学录》，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陆陇其，这位清初的理学名臣，在学术史上常被归入“朱子后学”一脉，但说实话，他的地位和思想深度，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往往被我们这些后辈忽略了。您贴出的这个链接，虽然只有标题和几个网址，但足以勾起我很多思考。我想借这个帖子，和各位同好聊聊陆稼书先生，以及他这部《问学录》背后所折射出的学术精神。

首先，我们得正视一个问题：陆陇其，字稼书，他生活的年代是明末清初，那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明朝覆亡，满清入主，汉人士大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道德困境。在这种背景下，陆稼书先生选择了坚守程朱理学的正统，并且身体力行地将其贯彻到为官、为学、为人的方方面面。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部“问学录”的活教材。他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认为那种“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容易导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他在《问学录》中反复强调“居敬穷理”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对宋儒“格物致知”精神的一种回归与强化。

从经典引证的角度来看，陆稼书先生的思想根基，无疑是扎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之中的。他特别推崇《大学》里的“三纲领八条目”，认为这是为学做人的根本路径。他在《问学录》里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大意是说：学者之病，不在于不知，而在于不行；不在于不行，而在于不诚。这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今天我们很多人读书，往往停留在“知道”的层面，甚至以“知道”为满足，却很少去追问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陆稼书先生所强调的“诚”，其实就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真实功夫。他批评当时的一些读书人，嘴上讲着仁义道德，心里却盘算着功名利禄，这种“伪道学”正是他深恶痛绝的。这一点，和《论语》里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其实是遥相呼应的。真正的学问，不是用来装饰门面的，而是用来改变自己、化育社会的。

我个人觉得，陆稼书先生的《问学录》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下学上达”的实践路径。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只谈玄理的学者。他当过知县，在任上兴修水利、整顿赋税、教化百姓，真正把儒家的理想落实到具体的政务中。比如，他处理民间纠纷时，总是先讲道理，引经据典，让双方心服口服，而不是简单地用刑罚来压制。这种“以德化民”的做法，其实正是《礼记·学记》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思想的体现。他在《问学录》里也多次提到，为学与为政是一体的，不能分割。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他的学问必然要在日用伦常、治国理政中体现出来。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毫无用处。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延伸思考一下：陆稼书先生这套学问，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程朱理学那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太过迂腐，甚至压抑人性。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读《问学录》，就会发现，陆稼书先生所说的“天理”，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指人心中固有的、符合道德良知的本性；他所说的“人欲”，也不是指人的正常需求，而是指那些过分的、贪婪的、违背道德的私欲。他反对的是“以私欲害天理”，而不是要抹杀人的情感和欲望。比如，他主张“节欲”而非“禁欲”，这其实和《中庸》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道理是一致的。关键在于一个“节”字，一个“中”字。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这种“克己复礼”的修养功夫，反而显得格外珍贵。它能帮助我们保持内心的清明，不被外在的浮华所迷惑。

另外，陆稼书先生对“敬”字的阐发，也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敬”是贯穿于一切学问和修养的根本态度。无论是读书、做事，还是与人交往，都要心存敬畏。这个“敬”，不是对某个神灵的崇拜，而是对自己良知的尊重，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他引用程颐的话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没有“敬”的涵养，知识就容易变成卖弄的工具；没有“致知”的功夫，“敬”又容易流于空疏。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思想，对于我们今天那些因为信息过载而变得浮躁、焦虑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剂清凉散。我们每天刷着手机，看着各种碎片化的知识，却很少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去读一本经典，去反思自己的言行。陆稼书先生所提倡的“静坐澄心”、“读书玩味”，恰恰是对治这种浮躁的良方。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陆稼书先生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他过于强调儒家的正统，对佛道两家多有排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视野的开阔。而且，他的学说中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色彩，比如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等要求，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我觉得，我们看待古人的思想，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陆稼书先生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那种“主敬存诚”的修养功夫，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态度，放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现代人身上的许多缺失。

最后，我想说，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分享《陆稼书先生问学录》，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这说明，在这个喧嚣的网络世界里，依然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去探寻传统文化的精髓。陆稼书先生如果泉下有知，看到后人还在认真研读他的著作，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他毕生所追求的，不就是“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吗？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但那份追求真理、完善自我的初心，应该是相通的。希望以后能多看到这样的帖子，大家一起交流切磋，共同进步。我也打算去把您分享的链接打开，好好读一读这部《问学录》的原文，看看能否有更深的理解。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诸位指正。承前所述，陆稼书先生《问学录》之精义，既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在于其“居敬穷理”的工夫论，实为清代学术承前启后的关键。今试从“理气关系”与“知行合一”二端，再作申论。

《问学录》中，陆氏对朱子“理先气后”之说多有阐发。其言曰：“理者，生物之本；气者，生物之具。理在气中，如月印万川。”此语看似寻常，实则暗含对阳明后学“心即理”的纠偏。盖明末王学末流，或言“良知现成”，或倡“无善无恶”，渐入禅悦空疏之弊。陆氏于康熙年间重提“理气不离不杂”之旨，实有深意。譬如《问学录》中载其与友论“理气”云：“若谓理即是气，则气之昏明强弱，皆可为理，是认贼作子矣。若谓理在气外，则如释氏言‘真如’超然物表，是悬空说理矣。”此论与张载《正蒙》“太虚即气”之说相呼应，而更强调理的主宰性。犹记《朱子语类》中论“理气”：“理搭在气上，如人跨马相似。”陆氏正是继承此喻，强调人当以理驭气，而非任气流行。

其论“知行”尤为精辟。彼时学者或重知轻行，或重行轻知，陆氏则引《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谓“知行岂可偏废？譬如行路，目视足履，缺一不可”。此论实承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教。尤可注意者，陆氏特别批评当时“讲学之士，高谈性命，而于日用伦常全不着力”之弊，举《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章为证，谓“圣门之学，只在躬行。若说‘孝悌’是粗迹，‘忠信’是浅近，则夫子何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等议论，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主张异曲同工，皆欲挽明季空谈之颓风。

更有一例可证其“理气”与“知行”之贯通。陆氏在《问学录》中论“格物”云：“格物者，非穷尽天下之物也，但就切近处，如事亲从兄，一一穷其当然之理。譬如种树，须从根株培壅，枝叶自茂。”此说既合朱子“格物穷理”之旨，又暗合阳明“事上磨练”之意，可谓兼收并蓄。其论“敬”字工夫尤妙：“敬非块然兀坐，如木偶人。只是心存主，如孔子‘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此语直指程朱“主一”之旨，却无丝毫拘泥之态。

且看其历史例证。陆氏尝举汉唐诸儒得失：谓郑玄注经虽详，然“于义理大纲多所忽略”；韩愈《原道》虽正，然“于格物致知功夫未密”。至论宋儒，则推周敦颐《通书》为“理学正宗”，谓其“言诚言敬，言主静立极，皆直探本原”。此等评判，非徒逞口舌，实有深意存焉——盖欲学者知“理”非悬空之物，必在经史中求之，在日用中验之。

余尝思陆氏之学，其最可贵处在于“平实”二字。观《问学录》全书，不故作高深语，不标新立异说，只是就古人成说中，拈出紧要处，反复叮咛。如论“读书”云：“读书须要句句反求自身，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云：“读圣贤书，如对严师，时时警省；如对慈母，处处体贴。”此等言语，看似寻常，实得《中庸》“道不远人”之真髓。较之当时某些学者好为“惊世骇俗”之论，陆氏之平实反更见力量。

要之，《问学录》非仅为一家之言，实为清初学术转型之缩影。其于理气、知行诸说，既守程朱规矩，又济以陆王活泼；既重经典考据，又强调躬行实践。若以《论语》“学而时习之”衡之，陆氏可谓得“时中”之妙。后世学者若欲究心性之奥，又不堕空虚；欲求经世之学，而不失根本，则此书诚为津梁。正如其自题诗云：“莫道程朱无用处，须知孔孟有真传。千言万语归何处，只在寻常日用间。”此语可作全书注脚矣。

看到玄珠子兄这番高论，着实令人击节。兄台对陆稼书先生身处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解”时代的精准把握，以及对《问学录》中“诚”字功夫的洞见，都点到了要害。在下不才，也愿就这个话题，顺着兄台的思路，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权作狗尾续貂。

兄台提到陆稼书先生对王学末流的批判，这一点确实是我们理解他思想的关键。明末心学发展到后来，确实出现了不少流弊，如李贽辈的“童心说”，虽有其解放思想的一面，但客观上也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打开了方便之门。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痛斥“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正是针对这种风气。陆稼书先生选择回归朱子，绝非简单的门户之见，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学术选择，是试图在狂澜既倒之际，重新为儒学找到一条脚踏实地的路径。

不过，在下斗胆想提一个或许不太合时宜的看法：我们若将陆稼书先生仅仅理解为一位“朱子后学”或“程朱理学的守成者”，可能就低估了他的思想深度和时代意义。他固然尊朱，但绝非盲目守旧。细读《问学录》便会发现，他对朱熹的学说同样有辨析、有发明，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做出了融合与调适。比如，朱子论“格物”，强调即物穷理，逐件格去；而王阳明则说“心外无物”，主张致良知于事事物物。陆稼书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将二者截然对立。他特别强调“居敬”是“穷理”的前提，这个“敬”字，就包含了心性涵养的功夫。换言之，他吸收了对心学重视主体能动性的合理内核，并将其纳入了朱子“主敬”的框架之中。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理学的内在融合”，而非简单粗暴的“尊朱黜王”。

从经典引证来看，陆稼书先生对《中庸》的理解尤见功力。《中庸》开篇即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被他看作是整个儒学的总纲。他认为，“修道之谓教”正是学者用功的下手处。这个“修”字，不是空谈，而是实做。他在《问学录》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存天理，遏人欲”。这话听起来似乎老生常谈，但结合他那个时代来看，就有深意了。明末清初，士大夫在“天理”与“人欲”的抉择中，常常陷入矛盾。一边是亡国之痛带来的道德反思，一边是异族统治下的生存压力。陆稼书先生强调“遏人欲”，并非是要禁绝一切合理的欲望，而是指那种因私心膨胀而违背道义的欲望。这其实是在为乱世中的士人提供一种精神锚点，告诉大家，无论外界如何动荡，内心的“天理”不能丢。这和《孟子》里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实是一脉相承。

说到“居敬穷理”，这是陆稼书先生思想的另一大核心，也是他区别于当时许多理学家的地方。当时不少学者，要么空谈心性，要么埋头考据。而陆稼书先生则强调“敬”是贯穿始终的功夫。他解释“敬”字的功夫，特别注重一个“畏”字。这个“畏”，不是胆小怕事，而是内心对天理、对道义的敬畏之心。他引用程颐的话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认为“敬”是涵养心性的根本方法，没有“敬”，所有的穷理都会变成“玩物丧志”。他批评那些只知读书却不修心性的人，说他们是“口耳之学”，这和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学习状态何其相似！我们读书、看帖、刷论文，往往只求知识量的增长，却很少问自己：这些知识有没有真正改变我的行为？有没有提升我的道德境界？有没有让我在面对诱惑时多一分定力？陆稼书先生在三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再深入一层，我们还可以从《问学录》中看到陆稼书先生对“知行”问题的精辟论述。他并不像某些朱子学者那样，简单地认为“知先行后”。他更强调“知行并进”。他说，“真知”必然能行，不能行的知，是“假知”；“实行”必然能知，没有知的“行”，是“冥行”。这个观点，其实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一种回应和转化。他承认“知”与“行”不可分割，但又坚持“知”具有引导“行”的先在性。这种辩证的看法，使得他的理学思想显得更加圆融通透。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一个人知道火会烧手，所以他不会去碰火，这就是“知”指导“行”。但如果他没有亲身体验过火的灼热，他对“火会烧手”的理解就停留在字面上，这种“知”是浅薄的。所以，真正的“知”，必须要在“行”中验证和深化。这个道理，放到今天，就是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学问必须经世致用。

将《问学录》的思想投射到当代，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治“精神虚无”的良药。我们这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却常常陷入焦虑和迷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盛行，很多人感到“意义感”的缺失。陆稼书先生所强调的“天理”观念，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他所提倡的那种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对内心道德的坚守，恰恰可以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定力。当我们为功名利禄所困时，不妨想想他说的“存天理，遏人欲”，问问自己，我们真正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是外在的虚名，还是内心的安宁？这种向内求索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其二，是对“知行割裂”的纠偏。现代社会分工精细，知识爆炸，但“知道分子”多，“行动巨人”少。很多人谈起学问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却眼高手低。陆稼书先生反复强调“诚”字功夫，要求学者“言行相顾”、“表里如一”。他本人的为官生涯，就是“知行合一”的最好注脚。他在灵寿知县任上，提倡节俭，反对奢靡，自己穿布衣，吃粗粮，却把省下来的俸禄用于兴办教育和赈济灾民。这种“以身为教”的精神，比任何高头讲章都更有说服力。今天，我们谈传统文化复兴，如果只停留在穿汉服、读经典的形式上，而缺乏对他这种“知行合一”精神的真正践行，那恐怕只能是舍本逐末。

其三，是对“价值虚无”的回应。在多元化的今天，很多人信奉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陆稼书先生对此一定会持批判态度。他坚信“天理”是客观存在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虽然现代社会强调多元与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基本道德底线的坚守。比如，诚信、仁爱、正义这些普世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应当被尊崇的。陆稼书先生在《问学录》中对这些价值的反复申说，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做人的根本不能丢。他引用《周易》的话说：“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道德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最终达到崇高的境界。

最后，我还想谈谈陆稼书先生《问学录》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特点，就是他的“事上磨练”功夫。他并不主张闭门造车式的苦修，而是主张在具体的事务中去体认天理、检验学问。他在为官时，处理每一件案牍、每一桩纠纷，都看作是“格物”的功夫。他说，“簿书狱讼之间，无非实学。”这句话实在精辟。我们读书人，往往容易把“学问”局限于书本和课堂，却忘记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正的学问，恰恰是体现在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应对现实中的两难困境之中的。陆稼书先生的这种“事上磨练”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学以致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学问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

总而言之，陆稼书先生的《问学录》不仅仅是一部理学著作，更是一部人生指南。它告诉我们在剧变的时代里，如何安顿身心，如何坚守道德，如何知行合一。它是一部“活的”学问，而非僵化的教条。我辈后学，若能静下心来，细细品读这部书，并努力践行其中的精神，或许能在浮躁的世风中，找到一丝清凉与安宁。玄珠子兄开了个好头，期待各位同好继续深入探讨，让这部沉睡了三百多年的经典，在今天的论坛上焕发出新的生机。

涵虚子拱手作揖，向诸位道友问安。

拜读玄珠子兄与另一位未留名兄台的高论，深觉清夜闻钟，茅塞顿开。玄珠子兄点出陆稼书先生“居敬穷理”的功夫，以及“知行合一”的诚字精神，切中肯綮；那位兄台更进一步，指出陆子并非简单的朱子守成者，而是有内在融合的创见，尤其以《中庸》“修道之谓教”为下手处，见解精辟。然涵虚子不敏，窃以为尚有未尽之处，愿抛砖引玉，从“问学”二字的本义出发，探讨陆子思想体系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即他如何通过“问”这一学术方法，在清初的学术格局中，完成了一次对朱子学“经世”面向的重新激活与创造性转化，而这恰恰是理解他思想独特性的关键。

诸位皆知，陆陇其生活的时代，是“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之际。彼时，学术界的核心议题，早已从明中期的心学与理学之争，转向了更为根本的“经世致用”与“空谈误国”之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无不在反思明亡的教训，痛斥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进而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实学”。然而，陆陇其的回应方式，与顾、黄、王诸公有所不同。他并未像顾炎武那样走向“经学即理学”的考据之路，也未像黄宗羲那样试图调和朱王、编纂《明儒学案》来梳理源流，更未像王夫之那样构建宏大的气本论哲学体系。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更为保守、实则更为艰险的道路：回归朱子，但赋予朱子学以新的时代内涵。

若细读《问学录》，便会发现，陆陇其虽尊朱，却绝非盲从。他最令人深思的，是那个“问”字。书名《问学录》，而非“讲学录”或“述学录”，已经透露了玄机。“问”字，在此处至少有三层深意。其一，它是一种谦卑的、求道者的姿态，暗合《论语》中“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陆陇其身处乱世，面对亡国之痛，他不敢以“得道者”自居，而是以一个“问路人”的心态，向古代圣贤、向经典、向自己的良知发问。其二，“问”意味着一种批判性的审视与对话。他对朱子学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辨析、有追问。比如，在处理朱子与阳明的关系时，他虽在原则上“尊朱黜王”，但在具体功夫论上，他小心翼翼地吸收了王学对“心”的重视。他反复强调“居敬”是“穷理”的前提，这个“敬”字，就包含了心性的主一与收敛。这实际上是将阳明心学中对“心体”的修养功夫，纳入了朱子“主敬”的框架，形成了一种“以敬统心”的独特路径。这与那位兄台所言“内在融合”是相通的，但我想更精确地说，这是一种“以问为引”的创造性转化。

其三，也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字体现了陆陇其将学问视为一个动态的、实践的、与社会现实紧密互动的过程。他并非在书斋中空谈“格物致知”，而是将“问学”的对象，从书本扩展到天地万物与社会百态。他任知县时，处理赋税、水利、教化、刑名等政务，无不是将儒家义理应用于具体问题的“问”与“答”。他曾言：“学非徒诵说而已，必验之于事，质之于人，而后知其是非得失。”这简直就是对“问学”二字最生动的注解。他问政于民，问计于贤，问心于己，将“格物”的对象从抽象的“理”转向了具体的“事”。这一点，与《大学》中“格物致知”的本义是完全一致的。程颐曾言：“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但陆陇其的“穷理”，绝不是脱离现实的冥想。他在《问学录》中记载了大量处理具体政务时的思考与抉择，这本身就是一部“实践中的格物录”。他解决了百姓的赋税不公问题，便是在“格”赋税之“物”，而“致”得的是“公正”之“知”；他处理了家族诉讼，便是在“格”人伦之“物”，而“致”得的是“仁爱”之“知”。这种将“格物致知”理解为“在事上磨炼”的路径，与王阳明“事上磨练”的主张，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陆陇其的高明在于，他并未因此滑向心学，而是始终以朱子的“理”为归宿，以“问”为方法，完成了从“理在事先”到“理在事中”的平滑过渡。

进一步说，陆陇其的“问学”，实际上是在清初“实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对朱子学“经世”面向的一次深度激活。朱子本人绝非空谈者，他一生关心国事，写下无数奏议，但后世朱子学者往往偏重于心性修养，忽视了其“经世”的一面。陆陇其的贡献在于，他通过“问”这一方法，将朱子学从“虚”处拉回到“实”处。他并非像顾炎武那样，以考据求经世；也非像黄宗羲那样，以制度求经世；他走的是“以道德践履求经世”的道路。他认为，真正的“经世”，首先在于个人的道德完善。只有“诚意正心”的君子，才能“治国平天下”。这与《中庸》所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是一脉相承的。但陆陇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修身”的功夫，直接应用于政务之中。他以“诚”字处理与上司、同僚、百姓的关系，以“敬”字对待每一项政务，以“公”字决断每一件案子。这实际上是将道德哲学直接化为了政治实践。这与《孟子》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然而，涵虚子斗胆认为，陆陇其“问学”体系的最大贡献，或许并非在于他对朱子学的继承，而在于他通过“问”这一方法，为清初儒学开辟了一条“以问答求实理”的独特路径。这条路径，既避免了王学末流的空疏，也避免了后来乾嘉考据学派的琐碎。它是一种“活”的学问，是“动”的学问，是与人生、与社会、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学问。陆陇其的《问学录》，与其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问题集”与“答案集”。他提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问题：如何在后亡国时代安身立命？如何在异族统治下保持文化主体性？如何将道德理想转化为现实治理？他给出的答案，不是体系化的理论，而是一个个具体的“问”与“答”的实践过程。这种“答”的方式，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案牍上的决断、田埂上的教化、公堂上的明断。

最后，我想就陆陇其与清初朱子学的整体关系，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学界常将清初朱子学视为“官方哲学”，认为它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扶持的意识形态。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简单化。陆陇其这样的朱子学者，其学术选择，更多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对儒学本质的坚守。他选择朱子，是因为在明亡的废墟上，朱子学那种“格物穷理”、“居敬涵养”、“知行并进”的踏实体认，能提供一种“实”的精神支撑。他通过“问学”这一方法，将朱子学从一种“学说”转化为一种“生活”，从一种“知识”转化为一种“信仰”。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问学录》。他以自己的为官、为学、为人，向世人证明了：即使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儒学依然可以是一种能够安顿人心、化育社会、经世致用的力量。这，或许才是陆陇其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重读《问学录》时，最应该汲取的精神财富。

涵虚子才疏学浅，所言多有偏颇，恳请诸位道友不吝赐教。若能抛砖引玉，引出更多真知灼见，则幸甚至哉。